从农业“八字宪法”到乡村振兴

1959年冬，湖南长沙县金井人民公社认真贯彻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抓紧冬修水利、积肥和深翻土地，为来年丰收打好基础。这是公社社员正在田间沤肥。新华社记者 王平 摄

随着一系列乡村振兴战略举措的扎实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不断夯实。这是2019年4月1日，在河北省故城县郑口镇果子口村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示范基地，工作人员操作无人机给小麦施肥。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距今7000到5000年前，河姆渡人生活在今天浙江余姚田螺山地区。遗址考古发现，这里堆积了大量稻谷、黑色炭化米，陶罐中还有没吃完的锅巴。

从那时起，端起饭碗，碗里有饭，一直是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追求和愿望。古人早就认识到，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一碗米，连着天下粮仓，关系国计民生。

如何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旧中国遗留下一个沉重的历史课题。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断言：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共产党也解决不了。

刘庄，地处豫北黄河故道。解放前是方圆十里最穷的村，一年灾荒就饿死60多口人。1949年，棉花亩产只有10来公斤，粮食亩产50来公斤。

1952年，21岁的史来贺当选刘庄党支部书记。面对翻身后仍被贫穷、饥饿困扰的农民兄弟，史来贺的心头像压了一块石头：“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如果群众一直过不上好日子，那就是咱共产党人没本事！”

“耷拉头”、“侧楞坡”、“盐碱洼”、“蛤蟆窝”，刘庄全村1800亩土地被4条深3米的大沟分割成700多块，土质沙化、高低不平，无雨则旱、有雨则涝。史来贺决定从这里开始挖穷根。

1953年，史来贺组织平整土地攻坚队，带领400多名劳力，举着红旗开上第一线。他光着膀子把几百斤重的小车推得飞快，有次发着疟疾还昏倒在工地上。凭着铁锨荆筐独轮车，700多块赖地平整成了4大块丰产田。同时，他们开河挖渠、修桥建闸、改良土壤、硬化渠道，使土地旱能浇、涝能排。1957年，刘庄成立科研小组，先后培育出“刘庄1号”、“刘庄2号”和“刘庄3号”新品种。这一年，刘庄皮棉亩产53.5公斤，粮食亩产215公斤。

总结农民的生产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1958年，毛泽东提出农作物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土（深耕，改良土壤）、肥（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防治病虫害）、工（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并于次年写进党的正式文件。“八字宪法”在当时促进了农业稳产，对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制于时代条件，虽然历经30年艰难探索，中国人的饭碗问题始终未能真正解决。1978年11月，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摆在与会者面前：全国还有2.5亿人吃不饱肚子。

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为鼓舞广大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经验，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

位于京西房山的韩村河，改革开放前是出了名的穷村。全村2350人只有2400亩耕地，1978年人均收入118元。三中全会精神传达下来，全村干部群众开展致富大讨论。“光靠农业只能解决吃饭问题，要真正富起来，必须发展二、三产业。”回家务农的“老三届”毕业生田雄说，“咱们一没钱，二没资源，但咱有力气，村里瓦木匠多，还是干老本行吧！”田雄的倡议得到一致赞同，韩村河建筑队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