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0年改革开放模式的八大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破旧立新、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将改革开放40年宝贵经验提炼为九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以来，我国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40年波澜壮阔，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让人民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历史性跨越，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发展，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978—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和外资流入第二大国。中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的奇迹，绝非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

　　经济学认为，对历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形成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且也将丰富经济学理论，有效地处理超出我们视野的现代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在跨入新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纵向的总结和横向的国际比较研究，将会有助于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对策思路，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我们认为，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模式具有以下八个特征。

　　(一)改革开放是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并举，增量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通过增量改革的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促进存量改革。

　　改革的分析模式关键在于分解改革部门，中国改革的部门结构是二元的，一是公有制经济部门，二是非公有制经济部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成功之处是在原有体制以外培育了一种新的体制，走出了一条以“增量改革先行”为表征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并存、维护稳定的体制内部门和具有活力的新的增长点同时存在的局面。

　　增量改革是指在不触动既有存量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增量带动理顺利益关系，并以增量扩张带动存量优化进而整体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一种方式。这种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的改革方式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能够避免一定的调整成本，使改革即时获益，取得人民对改革的支持。40年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增量改革，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是最大的“增量”。

　　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到现在有6500多万家个体工商户，2700多万家民营企业，具有了“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既为民又富民，既兴国又裕国，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同时，民营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增量突破，能够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并使市场力量从外向内，“倒逼”体制内加快改革，盘活原有各类国有企业，形成国企、民企相互竞争而又共同发展的格局。

　　当前，资本市场的改革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并重，重心是增量改革，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以增量改革倒逼存量改革。存量改革要探索发行制度、退市制度、交易制度、监管制度等各项制度的改革，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股市。监管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要以科创板和注册制增量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双轮驱动”。通过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不仅可以错位竞争，减轻对存量市场的影响，防止市场大幅度波动，还能通过在上市、交易、退市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加大对科创型企业的支持，补齐资本市场短板。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体现的是“两手抓”，一方面抓旧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许多新体制、新增长极、新兴部门、新兴产业不断出现，新生部门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改革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一些改革先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后演变发展为自上而下，在制度安排方面，既有诱致型制度安排，也有强制型制度安排。

　　制度经济学认为，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自下而上的诱致型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型制度变迁的性质，前者是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不均衡有一种自发性反应，往往会成为改革最容易的突破口；后者是国家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制度并实现制度创新，有利于弥补诱致型制度变迁存在的内部规则难以外部化、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滞后等问题。

　　纵观4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从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到自上而下的设计性改革的演变是基本逻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典型的先由中国农村社会自下而上发起，后来被中央政府所接受，自上而下在全国全面推行的一次制度变迁，是我国最早的供给侧制度供给和创新。统一劳动、经营、分配的机制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会严重挫伤生产积极性。

　　农民为获取更多利益必然会自发倡导和组织实施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以赋予家庭剩余索取权为激励机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1978年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在大包干的“生死契约”上按下手印，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性标志。1982年1月1日，历史上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1号文件”明确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自上而下推广开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带来了农产品井喷式增长，民众告别了“票证经济”。

　　统计显示，1978—1984年我国农村生产年均增长4.8%，为1952—1978年的2倍。其中，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一跃达到4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33.6%。此外，农村出现要素的剩余特别是劳动力剩余，随之而来的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农村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第一步。

　　(三)改革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有机结合，注重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提高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发挥基层主体的首创精神和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