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高校答卷大PK 拔尖计划十年看得失
拔尖人才培养，又被称为“天才教育”“精英教育”，一向最抓人眼球。今年是“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实施的第十个年头。
这些年，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复旦大学的“本科荣誉项目”，等等，皆是为了培养拔尖人才。
该计划是教育部、中组部、财政部为回应“钱学森之问”于2009年开始实施的一项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计划，旨在培养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国际领军人才，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计划的实施带动了各高校不同类型的实验班计划的出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高校开设的选拔性实验班已有百余个，很多高校设有多个实验班，包括理科实验班、工科实验班、人文科学实验班等。
今年，教育部又启动实施“拔尖计划”2.0版。究竟拔尖人才如何定义？又是如何选拔、培养？有哪些成效与缺憾？影响拔尖人才培养的“命门”又在哪里……近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主办的“办好一流本科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专题论坛对此进行了探讨。
天才的种子：志趣重于成绩
成绩好＝天才=拔尖人才？显然不是。在不少高校“拔尖计划”人才的选拔中，成绩并非最为关键的那一项。
比如清华大学于2009年推出的“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就不再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的选取标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全球学校与学生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史静寰曾对2016~2017学年获得学堂计划奖学金的530人进行调研，发现整体上看，学堂计划学生的高考成绩稍高于非学堂计划学生，但不显著，甚至在入学时的数学、物理成绩还略低于非学堂班。
“相比于非学堂班学生，学堂班招收的学生中保送生占比大，很多并没有参加高考，没有通过为了高考而进行的高强度答题训练，所以入学时他们数学和物理成绩低于清华其他的学生，但到了大三，学堂班学生的成绩明显超了上去。”史静寰说。
但与同年级、同学院的其他同学相比，史静寰发现，学堂计划学生入学时整合性学习、反思性学习能力显著高于非学堂计划学生，自信度、自我效能、内驱动机也显著高于非学堂计划学生，“比如说我特别喜欢这个专业，学习这个科目让我感觉到特别愉快，能够实现我自己的追求，学堂班学生的这种内生性的动机是比较突出的”。
于2016年加入“拔尖计划”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对每年招收的约300名本科生统一进行精英化教育。但在招生上，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王艳芬直言，不一定要分数最高的学生，只要最合适的学生，“国家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比如企业家、政治家等，但我们学校的目标是培养中国未来的科技领军人才，志不在此的人就不会是这个学校优先选择的目标。所以在招生时会组织面试，考察学生和学校的契合度。”
在复旦大学，不同学科领域的拔尖人才，选拔标准也各不相同。数学和物理学人才选拔时，课程学习和学术研讨占有很大比重，化学人才选拔更看重科研能力，“最终能不能获评‘拔尖人才’甚至不一定和学生科研论文发表情况挂钩，而是需要在大四时进行答辩看学生在这些年中的所做所思所悟以进行衡量。”复旦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吴晓晖说。
“大学中的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更倾向于这样的学生，他具备某些与生俱来的禀赋，但更重要的是个体能够在和环境一系列复杂互动中得到发展。他有潜力，不一定是智力超常，而是更具有后天的学习能力。”而在史静寰看来，“志趣”才是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魂，如果没有志趣作为目标的引导，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潜能会慢慢退化。
“志趣”≠兴趣。史静寰与其学生陆一合著的《志趣: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一文中曾表示，兴趣不期而至，难以掌控，“往往不能保证持续稳健的动力直至目标达成，也无法提供关于不朽的价值支撑、荣誉激励和终极意义感。”更通俗地说，可能本来对这个专业挺感兴趣的，但或许遇到些挫折、痛苦，就会将兴趣转至他处。
在史静寰看来，现代精英教育所期待的学习动力应当源自学生个人——发现自己的兴趣、禀赋、心之所向，并且认识学科专业领域、社会需求与发展大势，进而指向人类文明中崇高、伟大的价值。这是一种与个人兴趣相辅相成的立志和定向，也就是“志趣”。“如果学生自己没有探索求知、发展自我、实现价值的勃勃欲求，再多的资源、再高的目标也无法促使他们对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更充分的利用”。
成长的泥土：“散养”0r“圈养”
鲁迅曾在《未有天才之前》提出 “天才与泥土”论 ，“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我们在呼唤天才的同时，应该更关注产生和培育天才的泥土：学校、老师、教育、教学等。
纵观高校中的拔尖人才培养，虽然方式不尽相同，但却有些相通之处，比如小班制、导师制、优质师资、更好的硬件条件、更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等，总而言之，即集中优势资源为国家顶尖人才的培养攻坚。
至于这些优势资源如何排列组合，简单粗暴地来区分，可以分为“圈养”和“散养”。
到底是“散养”的效果更好，还是“圈养”更胜一筹？史静寰在追踪研究中发现，单独编班的拔尖学生在校学习状态要好于没有单独编班的，但是没有单独编班的学生反映出一个特点，让史静寰认为特别值得进一步研究。那就是他们的自主性更强，选课和学习自主性更大，“这些学生在校期间没有表现出和非学堂班的差异，但是我期待他们出去以后会表现出更强的后劲”。
复旦大学则更倾向于“散养”。吴晓晖表示，复旦在过去几年都认为不能单单把入学的时候看上去长的好的苗子关在一起单独培养，而需要让所有学生都能接受更开放的培养。
他把人才培养比作种树，“如果说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让学生获得能力、兴趣和勇气，把培养的土壤变得更厚，过几年你会看到不仅好苗子会成长得更好，地里其他树苗都会比原来长得更大。我们觉得这能更好地体现拔尖人才培养对高等教育的带动作用”。
关于这两类培养方式，史静寰认为，用专项计划、专设实验班培养拔尖人才具有中国特色。资源的集中投入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条件。越是具有创新潜质的人学习方式越多元，对个性化培养的需求越强烈。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原副院长卢晓东则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理念，即“超越因材施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