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学：有多少“短板”等待“补齐”(4)

此外，德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纳入社会管理体系，涉及的不仅是公共健康，还有经济发展状态、公共关系、社会心理等，因而会根据社会发展和公共需求对法案以及管理方案进行修订。修订时，往往会采纳多方的意见，如政府官员、临床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基层工作人员，还包括私人企业家、律师等不同背景的人士。

“在我国，每个省份都可以考虑建立公共卫生专家库，但需要注意的是，专家库中的专家首先要吸纳具有多专业不同层次的人，并保证发言是平等的。”杨蓉西强调。

多层次人才不应局限于医学界和学术界，还应包括产业界和法律界，“产业界中不应只邀请国企，还应该包括民企，另外还要考虑到乡镇企业。”杨蓉西建议，“多层次人才共同参会，才能将某一事件还原得更接近事实。同时，在制定处理方案时，方能考虑社会各阶层人员的需求，以及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这样才能让公共卫生系统在最终运作时更好地达到为公众服务的目的。”

另外，公平是公共卫生系统另一重保障，不能唯权威论，因为团队中有教授或者院士，就忽略其他人的声音，“更不能因为某些领导的倾向性就众口一词地赞同。团队对于成员的献言献策要有一定的包容性”。杨蓉西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会议在政府较高级别领导的主持下定期召开，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甚至不需要面对面，电话会议也可。

不过，最终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根本动力，是让参与者感受到公共卫生学科的价值，“以及较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杨蓉西说。

走出高校围墙

除了吸纳多元领域的人才，公共卫生学科还应该主动走出高校的围墙。美国高校医学学者可同时供职于疾控中心。当紧急情况发生时，疾控中心首先“拉响警报”，而后的研究工作则由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完成。

“让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参与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和教学中来，同时也让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师生参与到疾控中心的大数据分析中去，这样不仅可以提升数据价值，改善师生实践能力，还能提高疾控中心的科研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多方共赢。”吴息凤说，截至目前，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已与杭州市疾控中心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探索高校附属疾控中心的新模式，希望能够为公共卫生学科建设改革开个好头。

吴息凤认为，当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疫情的防控首先要依靠专家、依靠科学。决策过程要依靠公共卫生的专业知识。最重要的是建立更完善的公共卫生体制机制，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保障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在防疫中的作用，推动公共卫生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非典的成功防治就得益于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的献计献策。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希望能有更多的公卫专家勇挑重担，积极参与其中。我们需要让公卫专家在疫情防控中发出更多声音。”吴息凤说。

在刘继同看来，只要将公共健康卫生问题真正融入中国发展战略中，上述问题便能得到切实解决。“我国曾提出‘健康中国’的国策，但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如何有效地保证健康。”刘继同说，这次疫情提醒决策者乃至每个人深入思考什么是“健康”？什么是“健康中国”？我国医药卫生体系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何保障医学教育、公共卫生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妥善处理行政权威与专业权威关系，摒弃行政化带来的影响？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也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因此我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的地位和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吴息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