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如何面对疫病(2)

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是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与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宋前期的三司和元丰新制后的户部负责救济资金、赈济粮食的发放。尚书省礼部祠部司负责疫病流行期间发放度牒、奖励僧人和赏赐庙额等。翰林医官院是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掌全国的医政，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太常寺所属太医局是中央最高医学教育机构，主要负责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的培养，或奉诏旨赴灾区治疗疾病。尚书省太府寺所属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品，惠民局负责销售各类药物。

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在疫情发生时采取上报疫情信息、派遣医官诊疗、发放药物救治、施粥赈济灾民和控制地方巫术等措施。

“由于身处疫情发生的核心区域，其面临的危机和压力极为沉重。”韩毅表示，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官吏因公殉职，病死在防疫职位上。

和最近“休舱大吉”的方舱医院相似，为了有效实施救治，宋代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在疾病流行时期建立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如安济坊、病囚院、养济院、施药局等，也对治疗患者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社会中也有很多医人如庞安时、朱肱、许叔微、陈孔硕、陈自明、郭雍等都参与了疫病救治，但大多民间医人未能留下姓名，他们也是疫病防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活者甚众”。

防治疫病古法仍能为今所用

医疗措施、经济措施、政治措施三管齐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高度配合。可见，面对疫情，不管是宋代还是现在，一套良好运转的疫病防控体系都将对疫病防治起到关键作用。

韩毅提示，宋代在疫病防治中的很多经验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其一是要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政府是否决定对疫病采取应对措施，关键在于地方官吏提供的信息是否及时和准确。这就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流通渠道，包括疫情信息的收集、上报、接收、处理、传播和使用。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快速地了解和掌握疫情信息，才能在疫病防治中采取积极的措施，并控制谣言、迷信等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疫情信息，宋政府要求地方官吏及时上奏有关赈灾情况。“保证地方官府和中央机构信息渠道畅通，是宋政府应对疫病重要的行政手段之一。为此，政府通过一系列诏令，改革文书收发程序，派遣官吏督察，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等。”韩毅说。

此外，宋代时已认识到伤寒病、瘟疫、瘴疫等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但各自的病因病症还是有所不同。尤其是对温病的认识，较前代有了巨大的进步。

“宋代十分重视医学知识在瘟疫防治中的应用。”韩毅强调，医药知识在宋代防治瘟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官、私医书不仅强调疫病分类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在疫病防治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不仅使经验良方、效方等得以保存，而且也是药局制造药品、医家防治疾病和临证用药的指南。

地方官吏在防治疫病中撰写的医书、收集的名方和积累的医案，促进了医药学知识的应用与传播。如苏轼撰《圣散子方》、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朱肱撰《南阳活人书》等，切于临床，简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