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如何面对疫病(3)

再次，宋代极为重视防疫新方法的创新与应用，尤其在瘟疫流行期间派医诊治、发放药品、建立临时医院、掩埋尸体等措施，丰富了中国古代传染病防治的内容。“如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宋徽宗下诏诸路建立‘安济坊’，作为收留、隔离、治疗轻症病人的医院，就是一大创举。”韩毅表示，这一做法非常类似于在此次疫情中大量收治轻症病人的方舱医院。

宋代地方官吏认识到传统聚居于一处的救灾方法有一定的弊病，为了预防传染，主张建立相应的医疗机构，分散治疗患者。如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贾昌朝建立“病坊”，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平江府知府吴渊建立“济民局”等，在治疗患者和控制疫病流行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尽管时间已过去近千年，宋代在疫病防治中摸索和建立起来的社会应对体系仍值得我们去认真回顾和学习。”在韩毅看来，人类在面对疫病这一共同的敌人时，唯有不断汲取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教训，才能警钟长鸣，筑起维护民众生命安康的牢固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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