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的耐心与回报(2)

我和崔勇也在定海相识。这家伙遇到熟人就变成半个话唠，在水下的体态远比在陆上优雅、耐看。那时好年轻！憧憬总能抹去各种忧伤，浪漫常与激情共存。后来我们甚至结伴启程想去西沙，我去采访海军战士，他要去找沉船……即使这样，当年聆听中国水下考古奠基人俞伟超先生描述未来时，我们依然难以意识到，中国人会在“南海Ⅰ号”上投入了超越30年时间。

崔勇：

我现在的职务是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负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水下考古发掘。具体承担项目就是“南海Ⅰ号”。

参加定海培训时，我已在与“南海Ⅰ号”打交道，参与接收打捞局移交的247件文物。从1987年一直到现在总共经历了33年吧。“南海Ⅰ号”的各个勘探阶段和整体打捞，我都要下水，没有断过。下潜都会被记录，论次数我肯定是最多的。

于是，“南海Ⅰ号”在水下的位置我就非常清楚。虽然船捞走了，但我们还多次回访，使用磁力仪对遗址下层进行物探。以后这里仍有很重要的研究工作。

其实刚开始发掘时，并没想着要把这个船的考古工作持续那么久。“南海Ⅰ号”发现于我们国力尚不强大的时候，再加上海况也不理想，所以搁置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从定海做准备算起，这一离开，就是11年。

这期间，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在技术和经验上都在快速积累。考古人已能独立完成项目全部流程作业，尝试境外合作和远海勘探。所以那“离开的11年”其实可以理解为是有意识地将“南海Ⅰ号”藏了起来——自己能找到，但外人找不到也不想让人碰。队员们知道重归是早晚要做的事。终究，这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个“大家伙”。

时间胶囊

●2001年4月 重启调查。

●2002年3月至5月 打捞出4000余件文物。

●2001年至2004年 共进行8次物探调查和试掘。

第二个节点在跨入21世纪之际出现。

2001年，在香港商人陈来发先生捐助下，人们再次找到了这条船。新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南海Ⅰ号”保存的状况非常完整，大大超出了人们以往的想象。

在“离开的11年”间，考古队员已在中国沿海发掘了多艘沉船，没有哪条的完整程度可与“南海Ⅰ号”相比。还没有回到岸上，人们的想法已经超越了对载货庞大“数量”的关注，更关注起这艘船意味着多么庞大的“信息量”。

崔勇：

此时我们就很清楚：要做一个非常精细、非常完善的规划，才对得起这个古人用这么悲壮的方式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

通过这些年的发掘，我们对船体已经了解得非常深刻了。这是一条比较明显的“福船”，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在中国制造的。船料比如马尾松等都可采于东南沿海，又和泉州后渚港沉船非常接近。远洋贸易船是高度集中地体现当时科技水平的载体，因为要掌握很多知识：建造、航行、航线和贸易。人们在船上要生活数月，就要保障提有所有的生存元素。所以，一条远航大船就是一个最基础的生存单位和等级社会。我们认为“南海Ⅰ号”比单一的墓葬或者单一的遗址有更多的观察空间，可以被当作一个“时间胶囊”：它就是当时历史的横切面。反应了某一个时间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于是“南海Ⅰ号”在相关的文物、船体、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古代信息，对于开展我国古代造船技术、海外航运、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文化交流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碰撞研究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