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科技工作者的科研之路：我们必须靠自己(2)

　　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付安庆向本报这样描述在塔里木油田的工作经历：戴着安全帽，裹着安全服，忍受着酷热，细心地检测着油管螺纹密封情况……

　　“虽然环境很恶劣，但是要解决防腐问题，我必须待在现场。”付安庆说。他曾在沙漠戈壁中徒步200多公里测试输油管道，曾在钻井台上逐根检测700余根超深高温高压气井油管，也曾钻进充满油泥的压力容器进行内涂层检测施工。

　　许多科技工作者忍受着恶劣的自然环境，奋战在科研一线。

　　青海冷湖地区荒芜干旱、渺无人烟，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这里将建起中国首个中微子望远镜。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李才负责冷湖地区光学天文台地址勘选任务。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邓李才说：“好的天文台选址往往条件恶劣，比如高海拔、干旱少雨、人迹罕至。”冷湖地区光学天文台选址在无人的荒山中，海拔4200米，没有道路，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研究者只能徒步到达目标点。“这对职业登山者都是挑战，而我们还要背着设备和给养。‘用脚丈量’是我们完成科学任务的基本功。”邓李才说。

　　周琦也有这样的经历。

　　“无论寒暑，做项目八九个月窝在山坳里是常有的事，扛着设备和样品满山跑。有时一天下来，肩上和后背的皮肤都被晒破了。”周琦说。

　　彼时，周琦只有19岁，因为年轻，他忽视了高强度工作带给身体的影响。一次体检时，他被告知右肺上有一个直径3厘米的阴影，可能是个错构瘤。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医生也无法判断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开刀是唯一的办法。

　　手术很成功，只是医生告诫他不能再过度劳累。“可我们这一行，哪有不干体力活儿的。有时扛着仪器，在深山老林里一住就是大半年。”周琦笑着说。

　　当被问及高强度工作是否对术后身体有影响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前几年对身体有影响，好在年轻，恢复得快！”

　　“把科学精神传下去”

　　让中国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就要从人才培养上着手。

　　退休后的潘厚任将精力放在了科普上，从1997年至今，他已经做了1200场演讲。潘厚任投身科普是源于自身经历。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说，小学里很多事现在都已记不清了，但有件事却记忆犹新。

　　潘厚任读小学时，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参观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里面有台钢丝录音机，大家说句话、唱句歌，声音能回放出来，这让潘厚任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潘厚任认为，孩子们对科学很有兴趣，而社会给他们的科学“粮食”相对较少。上世纪90年代末，潘厚任到北京延庆区的一所乡村学校讲课。课讲完后，小学生们围着他提问了2个多小时。潘厚任说，每次演讲后，只要老师不阻止，总有不少学生拥上来提问题，有的甚至追到报告厅外。

　　科普是面向大众的教学，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薪火相传同样重要。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温广瑞擅长为大型机组“问诊”，他研发的技术为用户节约维修维护费近亿元。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温广瑞的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屈梁生。

　　“屈老师始终站在生产第一线，发现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再提炼理论。”温广瑞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温广瑞说，从1998年攻读硕士至今，20多年的科研工作，都是在屈梁生院士的影响之下进行的。在他看来，所有的科研，不管是做理论研究，还是做工程项目、解决企业实际问题，都离不开踏实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