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法治、德治 浙江念好乡村治理“三治经”(2)

　　葛聪敏听后，觉得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会后，他连夜赶到负责工程建设的村干部家里了解情况，尽管得到的答案是那几个小工是熟练工人因而得到了长期聘用，但他觉得这事不能草草解决。之后，村两委召集村民召开“民工议事大会”，讨论、征求意见后制定了“做工五项规定”，其中一项规定：有意向做小工的村民报名后按照所在小组排序，村里先后轮流安排做工。很快，“五项规定”顺利在村民说事会上得以通过。谈起这事，村民谢世良夸赞：“办得公平公正，大家都心服口服。”

　　“‘村民说事’有点像‘晒霉’，阳光会把霉菌晒掉！”葛聪敏感慨，“一开始，我担心‘说事’会给村两委‘添堵’，时间长了之后发现，‘说事’让老百姓明白，村干部清白，实际上是‘疏堵’的！”

　　眼下，在象山农村，无论大事小情，“有事，阿拉好好说”已经成为口头禅，借助“村民说事”平台，民意“零距离”，干群“面对面”，一起求出了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了和谐的“最大同心圆”。

　　依法治村，遇事找“法”成习惯

　　在浙江农村，“法”字随处可见。在余村，法治宣传户外大屏幕时常播放着普法节目；在桐乡市屠甸镇荣星村，村道两旁、村中长廊等地，随处可见“酒后驾车违法纪，邪教赌博要严打”之类的法治标语。

　　建设法治乡村，浙江多地着力开展法治宣传工作，推动村民树立起法治意识。司法、公安、城管、综治各线还与村委紧密配合，坚持依法办事，村里逐渐形成了“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的氛围。

　　“自家地上想种啥就种啥，不违法”，这是前些年余村一些村民的想法，村民砍竹毁林、改种白茶的事件时有发生。实际上，私自毁林种茶会带来严重的山体滑坡、水土流失等问题，法律明令禁止。以前，村干部苦口婆心地讲，作用不大。现在，驻村法官李芳从专业的角度讲解：这具体违反了刑法、森林法哪些条款，以前有哪些类似的判例，很多村民都听了进去。

　　驻村法官帮助村民用法解决了一件件土地纠纷、旅游纠纷、劳动争议，越来越多的村民相信“法”的力量，村民们的法治意识大大增强。

　　在象山，“村民说事”成为乡村法治的实践平台，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信访转向信法”。

　　涂茨镇推行信访说事会制度，邀请代表委员、老党员老干部、乡贤、公安、法律人士等组成“和事顾问团”，依法评判上访人的诉求是否合理，共同解决问题。陈姓两兄弟因宅基地纠纷持续吵闹上访6年多，镇政府协调处理10多次不成，最终通过召开信访说事会，“和事顾问团”摆事实、讲道理、查凭证，两家人终于签订和解书，终止了信访行为。通过推行信访说事会，象山一批初信初访得以有效办结，一些信访积案也得以顺利化解，去年全县农村信访量下降了28%。

　　更多创新的法治力量在桐乡市农村涌现。前不久，在屠甸镇汇丰村的一农户小院里，一张小桌、几条板凳，一个“板凳法庭”开庭了。屠甸镇司法所副所长沈俊杰、派出所警官徐锡光、专职律师俞国锋、资深调解员姚慧敏、村干部王建发等组成了“评审团”，就村里一户农家乐老板与房东租金涨价纠纷开展评判。前期双方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所幸此次“板凳法庭”开庭，公安民警、专职律师、人民调解员分别从各自职能角度给出了处理建议。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友好地化解了纠纷。

　　“别看‘板凳法庭’简陋，但发挥的作用着实不小。它将法律服务触角延伸到农民家门口，村民很欢迎。”沈俊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