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老党员张富清的初心本色(3)

　　1954年冬，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19岁的妇女干部孙玉兰接到部队来信：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昌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等她前去完婚。

　　同村的孙玉兰此前只在张富清回乡探亲时见过他一次。满腔热血的女共青团员，对这位大她11岁的解放军战士一见钟情。

　　少小离家，张富清多年在外征战。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富清随王震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先头部队深入新疆腹地，一边继续剿灭土匪特务，一边修筑营房、屯垦开荒。

　　1953年初，全军抽调优秀指战员抗美援朝，张富清又一次主动请缨，从新疆向北京开拔。

　　待到整装待发，朝鲜战场传来准备签订停战协议的消息。张富清又被部队送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

　　相隔两地，他求知若渴，她盼他归来。张富清同孙玉兰简单的书信往来，让两颗同样追求进步的心靠得更近。

　　“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部队来信后，孙玉兰向身为农会主席的父亲袒露心声。

　　临近农历新年，孙玉兰掏出攒了多年的压岁钱，扯了新布做了袄，背上几个馍就上路了。

　　搭上货车，翻过秦岭，再坐火车。从未出过远门的她晕得呕了一路，呕出了血，见到心上人的时候，腿肿了，手肿了，脸也肿了。

　　彼时，一个崭新的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大量建设人才。组织上对连职军官张富清说：湖北省恩施地区条件艰苦，急需干部支援。

　　拿出地图一看，那是湖北西部边陲，张富清有过一时犹豫。他心里惦记着部队，又想离家近些，可是，面对组织的召唤，他好像又回到军令如山的战场。

　　“国家把我培养出来，我这样想着自己的事情，对得起党和人民吗？”“那么多战友牺牲了，要是他们活着，一定会好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张富清做了选择：“作为党锻炼培养的一名干部，我应该坚决听党的话，不能和党讲价钱，党叫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我就应该到哪里去。”

　　孙玉兰原以为，两人在武汉逛一阵子，就要回陕西老家。谁知他说：组织上让我去恩施，你同我去吧。

　　这一去，便是一辈子。

　　从武昌乘汽车，上轮船，到了巴东，再坐货车……一路颠簸，到恩施报到后，张富清又一次响应号召，再连续坐车，到了更加偏远的来凤。

　　这是恩施最落后的山区。当一对风尘仆仆的新人打开宿舍房门，发现屋里竟连床板都没有。

　　所有家当就是两人手头的几件行李——军校时用过的一只皮箱、一床铺盖，半路上买的一个脸盆，还有那只人民代表团慰问的搪瓷缸。

　　孙玉兰有些发懵，张富清却说：“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在战场上死都没有怕，我还能叫苦磨怕了？”

　　张富清不怕苦，可他受不得老百姓吃苦。来凤的很多干部都回忆说，无论在什么岗位，他总是往最贫困的地方跑得最多，为困难群众想得最多。

　　三胡区的粮食生产严重短缺。张富清到了三胡，每个月都在社员家蹲个20来天，“先把最贫困的人家生产搞起来，再把全队带起来”。

　　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士气很快上去了，三胡区当年就转亏为盈，顺利完成了为国家供粮、为百姓存粮的任务。

　　到卯洞公社任职，张富清又一头扎进不通电不通水不通路的高洞。这是公社最偏远的管理区，几十里地，山连着山，把村民与外界完全隔绝。

　　张富清暗想：“这是必须攻克的堡垒，要一边领导社员生产，一边发动群众修路，从根本上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为了修进入高洞的路，张富清四处奔走、申请报批、借钱筹款、规划勘测……

　　约5公里长的路，有至少3公里在悬崖上，只能炸开打通。张富清不仅要筹措资金、协调物资，还要组织人手，发动群众。

　　有的社员“思路不大通”，认为修路耽误了生产。张富清就住到社员家的柴房，铺点干草席地而睡，帮着社员干农活、做家务。

　　农闲时节，早上5点，张富清就爬起来，一边忙活一边交心。吃过早饭，他就举个喇叭喊开了：“8点以前集合完毕，修路出力也记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