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城市进得了 乡村回得去(2)

　　然而，陈亚军也提醒，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存在一些明显的制度短板，城乡要素流动仍存在障碍，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仍不合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尚不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有待完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

　　城乡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是短板，也是中国强大国内市场的潜力所在。

　　在陈亚军看来，各个地方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城乡融合发展的阶段不一样，乡村发展的差异性很大，不能搞成全国“一刀切”。要分类施策、梯次推进，试点先行、久久为功，努力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改革路径和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2.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

　　【政策】

　　《意见》指出，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加快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增强中小城市人口承载力和吸引力。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母亲节那天，在上海一家互联网企业上班的顾扬（化名）给远在农村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这次通话让他变得十分沮丧。

　　从毕业到现在，顾扬已经在上海工作快5年了，因生活成本高，他一直租住在一个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没有上海户口，也没有谈到女朋友，眼看着自己就要30岁了，还在“漂”着没有着落，他开始焦虑起来。这两年，老家那边催婚催得越来越厉害，他和父母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僵。

　　“虽然很喜欢上海，但我也知道自己很难留下来，老家在农村，回去也不知道能干点什么。”顾扬说。

　　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有不少人像顾扬一样承受着生活的压力。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里，落户、医疗、子女教育等成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陈亚军表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也是核心任务。截至2018年底，我国有2.26亿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近年来，各类城市落户门槛普遍降低，取消落户限制的步伐在逐步加快，但总体而言，城乡二元户籍壁垒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大城市对外来人口尤其是普通劳动者设置了较高的落户门槛。

　　蔡继明表示，《意见》提出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措，与以往改革一脉相承，旨在让为城市建设、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的外来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心有所安，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增强城市竞争力和反哺农村的能力，为最终完成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首先要赋予劳动者在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由流动、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和自由定居的权利。”蔡继明说。

　　陈亚军指出，解决好落户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推动大中小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重点解决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居住的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举家迁徙的，还有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等重点人群的落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