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坚持和弘扬正确义利观

　　正确义利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世界发展大势、针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外交伦理原则。它以特定的思想内涵规定“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取向，也必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更加充分展现其美好的价值追求，提升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力。

　　一、正确义利观确定“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 “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亦即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结合起来，把实现中国利益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统一起来，在“互利共赢”中发展同其他国家间关系。正确义利观以特定的理论内涵，确立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取向。

　　第一，正确义利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理想追求。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并存的条件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必须从实际出发，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赋予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中国要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自觉，这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鲜明的价值底色。

　　第二，正确义利观弘扬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十分珍视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在外交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大国的作用。这包括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援助，尤其是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走在世界前列；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反对侵略战争，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推动以政治方式解决国际纷争，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70年的外交历程中，中国不接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寻求霸权地位和欺侮他国，永远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共同争取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尽力支持援助更加贫困的国家，但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将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处理国际问题顾全大局、谋长远、守道义，以和为贵。由此形成了独立自主、天下为公、公平正义、互利共赢、服务发展、外交为民等优良传统。正是“以义为先”，中国也“因义得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了一批亚非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在20世纪50-70年代结下的友谊，为80年代开启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环境。

　　第三，正确义利观汲取中国传统义利思想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多样的义利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义利概念、义利关系和义利取向等各抒己见，提出了纷繁复杂的观点。儒家主张“义以为上、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墨子合义和利为一，主张“义以生利”、义利统一；法家主张“重利轻义”“以法制利”；道家追求“义利两忘”。西汉之后，儒家的义利观成为主流，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等得到倡导。儒家义利观有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但并非简单扬“义”抑“利”。在绝不容忍私利至上、不违背以道德为最高价值的前提下，也有尚义而不排斥利、兼重义利之说，如荀子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董仲舒的“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王夫之的“出利入害，人用不生”，颜元的“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等等，将义利辩证统一起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义利观涵养了中华民族深厚绵长的崇德尚义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它所包含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君子喻于义”“君子义以为质”“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等思想观念，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即责任重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体、和谐高于冲突等等，构成了中华文明独特价值体系的重要方面，是认识、解决现实义利矛盾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价值取向的文化根基。

　　二、“一带一路”建设彰显正确义利观的美好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