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绿色梦想(2)

1982年，尚未成年的朱安宽就接过父亲朱时松的衣钵，成为林场一员。此后整整10年，他都是在实验基地度过的。监测天气，记录黄山松胸径、树高的变化，为林场的经营提供科学依据。早晨8时、中午2时、夜晚8时，一天三次监测，每天他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上至少6个来回。磨破了多少双鞋，摔了多少跟头，遇到多少次险情，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九峰尖是黄柏山的最高峰，海拔1352.6米。九峰尖资源管护站站长、“林二代”余立新同样是这里的“守护神”。从1983年16岁进入林场，余立新有17年是在条件最艰苦的瞭望哨度过的。七大林区的瞭望哨，他都待过。

在独松树林点蹲守的5年，最为艰苦。“林点在半山腰，吃水得挑，每天挑一担水来回得一个多小时，每月买米都是早晨下山，天黑才能回来”。

林场和周边乡村的山场交界，树木接近成熟期，便成为盗伐者眼中的“肥肉”。

父辈们用血汗栽种的树木，怎么能这样被毁？“余立新”们想了一个办法：夜里穿上军大衣，兜里揣两个夹上白糖的馒头，背上器械巡山。

时常是，听到哪里有响动起来就跑，跑到跟前却找不到偷树人，但也不能回去，找个地方躲起来，常常守到天亮。

“要说与盗伐者作斗争还不是最危险的，最怕的是夜巡时遇到野狼。”余立新说，一次半夜，他和孪生弟弟余立功巡山途中短暂休息时遇到了狼。他赶紧用脚把弟弟踢醒，用手指了指狼，兄弟俩迅速拿起镰刀，与狼对峙。坚持到天亮，狼退了，人也虚脱了。

“父辈打江山，我们守江山，把这片绿色保护好是我们的职责。”再苦再累，“余立新”们也没有离开脚下的那片林子。

然而，有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却因为爱，不得不离开。

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林场开展自收自支改革，树木成为“吃饭树”，有些林场出现了竭泽而渔式的毁灭式采伐。

2002年，第五任林场场长余英禄来到黄柏山林场时，林场已是债台高筑，职工两个月未领工资。

像别的地方一样砍树吗？

那可是林工们几十年辛勤养大的“孩子”！余英禄果断说“不”，提出了“宁可人下岗，不让树下岗”，带领困境中的黄柏山林场走上了“断臂求生”之路。

这场在全省率先推行的国有林场人事改革，无疑是一次极其艰难的选择。林场260名在职职工，一次性分流149人，精简4个二级单位。一夜之间，过半人下了岗。

留下，是满眼辛酸；离开，更是一片渺茫。这些从小跟着父辈上山种树、甚至连学都没上过的“林二代”，为了青山常在，宁愿赌上前程，却没有一句怨言。

放弃是更为悲壮的坚守！当年，林场就省下了100多万元，相当于把500亩以上、40年成材林留在了山上。如今，林场活立木总蓄积量达92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97.4%，均是全省第一。

“密林深山，飞瀑流泉，鸟语花香，小溪潺湲”。2014年，中国林科院和河南省林科院专家联合在黄柏山万丈崖测得空气负氧离子浓度瞬间峰值高达47.8万个/立方厘米，创下了国内最高纪录！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森林氧吧”，黄柏山还是一座“大水库”，每年蓄水1.6亿立方米，生态价值难以估量。

“林三代”：营林兴林 美了青山富了民

进入新世纪，彭钊、张海升、熊保玉等一批“林三代”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披挂上阵。与父辈不同，他们带着专业的知识、先进的理念而来，尽展所学，以崭新的姿态建设更加美丽的黄柏山。

如何依托生态资源，谋求转型发展，是“林三代”面临的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