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灰娃：经历所有政治运动侵袭 最终被诗歌拯救

　　93岁的灰娃有着传奇的一生

　　年幼时就奔赴延安

　　日后又经历了所有政治运动的侵袭

　　罹患精神分裂，是诗歌拯救了她

　　也安慰了她

灰娃。图/受访者提供

　　灰娃：

　　在诗歌里撒谎是不可能的

　　本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0.11.2总第970期《中国新闻周刊》

　　93岁的灰娃看起来精神饱满，并不像这个年纪的人。她穿着灰色休闲服，戴着蓝底圆点材质细腻的围巾，柔顺的白发被染成棕黑色，皮肤光洁白皙，语速稍快，吐字也算是清晰。但过去的戎马生涯还是让她的腰部和肩周变得脆弱，走路只能伛偻腰慢慢来，写字只能一笔一划，耳朵也有些背了。

　　人们对灰娃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一旦获知她的经历，便会感叹经历背后的传奇性。她12岁就来到延安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解放后从事编译工作，亲历数次社会运动，“文革”中，因为无法适应极端疯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而罹患精神分裂症。

　　“文革”后期，病中的灰娃开始不自觉地在纸片上断断续续地写下只言片语，此后她才知道那些是诗。这些不为发表而写的诗，有着惊人的叛逆思想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反人性行为的批判，对死亡的深刻理解和对故土的怀念，跃然纸上。如今，93岁的灰娃出版了自己的第四本诗集《不要玫瑰》。

灰娃诗集《不要玫瑰》。

　　已故翻译家屠岸评论称，灰娃的诗让人想起“英国的布莱克、美国的狄金森、中国的李贺”。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用《狂人日记》类比灰娃的诗歌，说她“在疯狂的时代用疯狂的语言，用奇特的反常的语言，表达的是一个时代最清醒的声音”。灰娃自己则借用她年轻时看到的一篇文学评论中的话说：在散文里撒谎可以头头是道，在诗歌里撒谎是不可能的。

　　不娇惯的“延安公主”

　　我们在黑夜里透视出你哭泣的面容

　　我们梦回萦绕你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形影

　　我们亲手扭断套在你呻吟的颈上的绞索

　　我们心坎回荡着你挣脱锁链的怒吼

　　。。。。。。。

　　——灰娃《大地的母亲》，1972年

　　灰娃本姓赵，1927年在临潼出生，后随家人搬到西安，上完了小学。10岁时灰娃父亲去世，母亲带她回到乡下待了一年多，本想让她继续读书。但灰娃的姐姐、表姐都是左翼青年，姐姐要去白区工作，表姐即将去延安。她们希望妹妹也走上革命的道路，就以带灰娃到汉中上学的名义将她领出了家门。

　　离家时灰娃12岁，还是身心发育迟缓的小孩，外表看起来比原本的年纪更小。她坐了很长时间的马车，一下车就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很是兴奋。后来才知道，她来到了陕西著名的安吴堡青年训练营，和表姐一起被编入行军队伍。她在革命队伍里的名字是“理昭”，但“灰娃”这个西北人对小女孩的爱称成为了人们对她更常见的称呼。

　　灰娃迅速适应了安吴堡的集体生活，这里的大人待她亲切和蔼，学习、工作、行军的生活非常忙碌，每天都接触新的东西，并不感觉思乡。1939年底到1940年，安吴堡的青年们开始向延安转移，到延安后，灰娃先进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儿童班继续学习、工作，一直到1941年，她又和儿童班剩余的十七名同学一起，进入新成立的儿童艺术学园进行学习。

　　儿童艺术学园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学校，延安各单位的艺术家和学者被聘来授课，曾在鲁迅艺术学院授课的艺术家张仃为孩子们的老师担任艺术导师。同时，“文抗”（全名为“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艾青、萧军、李又然等人也和儿童学园的孩子们走得很近。艺术家们带来了海外最新的艺术思潮，他们可以欣赏当时最新的西方现代派美术作品复制品，也可以在延安当时的文艺大潮中参演话剧。除了语数外文化课之外，孩子们还上过音乐、戏剧和形体训练课程。

　　灰娃对“文抗”的艺术家们自己动手建筑的“作家俱乐部”颇有印象：在山坡上一间半成品的房子里，张仃做了一些矮板凳铺上羊毛毡做成窗幔，艺术家们修了木桶围成的“吧台”，萧军美丽的夫人王德芬在这里卖烧酒。她还清晰记得“文抗”的会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中间有一把钥匙，意指文学家、艺术家是“盗天火”给世人的普罗米修斯。

　　那时，灰娃听到自己喜欢的句子就会记下笔记，但因为延安物质条件太差，没有纸张，孩子们有什么用什么。每次开完大会，大家就会一拥而上，去揭墙上贴的大字标语，就为了把纸张留作笔记用纸，很多笔记都写在大字的缝隙里。后来，这个在纸片上写心情的习惯就被灰娃留了下来，种下了“纸片诗歌”最初的种子。

　　在延安生活艰苦，但灰娃居然长得飞快。大人们调侃她“光长个不长心”，用她主演的童话剧《公主旅行记》中的角色称呼她“小公主”。晚年的张仃曾对灰娃回忆，那时候他和艾青等人在一起聊天，艾青曾说，灰娃这个孩子很奇怪，延安的人没有人不喜欢她的，甚至很娇惯她，可是她没有自己娇惯自己。

　　晚年的灰娃将延安比作她的“精神木马”，她怀念在那里受到的教育，也惦念着那时平等、自由、民主的风气和单纯直接的人际关系。忠诚如她，在当时是“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在军队中做过文化教育工作，也在战争中带领过上百人转移，“上马杀敌，下马读书”，文学创作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在她年轻的脑海中。

　　“不长心”的姑娘病了

　　你们反逻辑的锯齿

　　倒刮我的神经还怎么再

　　捅一块烧红的铁往我心里

　　这一切行将结束

　　——灰娃《我额头青枝绿叶》，1974年

　　1941年前后，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大人们对未成年的灰娃比较保护，但这段日子还是留给了她一些记忆。有一次，康生派来的一个人审问她，紧张的灰娃直接承认自己曾经搞过“特务接头”。万幸的是，此番孩子气的谈话没有给她留下污点，组织认定，灰娃祖父是个举人，家境清白，不是特务。

　　19岁那年，灰娃与一位兵团作战参谋武昭峰恋爱结婚生下儿子，夫妻俩随部队南征北战。1948年“三查三整运动”时，忙于文字记录工作的灰娃劳累过度，出现肺结核症状，住进南京陆军医院后一度病危。此时，她所在的部队已赶赴四川剿匪，留守南京的一位阎姓兵团参谋长拍板筹钱，买下当时她无力支付的新药——60支链霉素，从鬼门关把她抢了回来。

　　养病中的灰娃听从安排离开南京，从武汉、邢台辗转来到解放后的北京。其间，灰娃听说了武昭峰旅长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旧病复发，只好前往北京西郊疗养。1953年康复后，屡受命运打击的灰娃放弃组织安排的外交学专业，转到北京大学学习俄罗斯文学，磕磕绊绊地开始了新生活。

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的灰娃。图/受访者提供

　　进京之后，灰娃感觉周围的人再不像在延安时一般单纯，她把这种感觉形容为“这儿的人脸（色）不行”。她开始想念延安，天真地提出申请要回延安，结果被司令员一句“延安山里有狼”吓住，不敢再提了。在学校，灰娃被指责言行、穿着不像个老干部，很快被贴上了“大贵族”的标签。她辩称：我上学除了伙食费就没有钱了，衣服上那么多补丁，怎么能是贵族？对方回答：这都是你的表象，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贵族”来自于你的灵魂深处。

　　禁不住折腾，灰娃又开始吐血，只好向组织申请了东四十条附近的一个小房间养病。在那里她借机自学了中国古典文学，她尤其喜欢楚辞、诗经，读书中遇到不会的字，就拿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大概是在1960年，外交官黄华在同仁医院附近偶遇灰娃，帮她联系负责新闻出版工作的陈翰伯，引荐她去北京编译社上班。到了那里她才发现，北京编译社集中了许多“反动人士”，因此管理者都来自公安系统，看工作人员的眼光严厉得像看犯人，但她已经不好意思再去麻烦陈翰伯，就待了下来。

　　1964年，灰娃与在社科院历史所上班的白天结婚，又把多年前托付在外的儿子接回北京，终于过上了家庭生活。白天曾是开国少将，在国民党内为共产党工作多年，为人极有原则，灰娃敬重他，把他比作“堂吉诃德”。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灰娃和白天的家也被贴上了大字报，正式成了“反革命”，大字报内容居然还包括责令他们“不准听音乐”“不准养猫”。

　　慢慢地，灰娃开始出现轻微的被迫害妄想症状，见到人举手就觉得有人要打她，听到窗外的声音也感觉是有人要迫害她，病情逐渐发展为精神分裂症，无法上班。她排斥住院，最后，协和医院的医生每十天或两周来家里治疗一次，除了服药、打针之外更多的是谈话劝慰。

　　1973年，年仅67岁的白天因病去世，灰娃又承受了一次失去伴侣的痛苦。

　　走入了诗歌的森林

　　是一群身上带电的孩子

　　使这沉寂的黑夜变得奇妙

　　——灰娃《带电的孩子》，1976年清明

　　“文革”后期，社会环境稍有松动，一些老朋友的孩子经常来灰娃家玩。被抄家之前，灰娃保留了几张古典音乐唱片，其中有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德彪西的《海与风的对话》，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和《第一钢琴协奏曲》。大家聚在她家一起听音乐，灰娃会关好门，拉紧窗帘，点上蜡烛，在红茶里放几滴红酒、冰糖和鲜柠檬做成饮料。他们还会一起读残存下来的书，包括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济慈，马雅可夫斯基、安徒生等人的作品，年轻人还为她带来《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第二次握手》等当时的禁书。

　　一次，儿子对灰娃谈起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她没听过，就让儿子找来唱片偷偷听。虽然拉紧了窗帘，最终还是有人举报了她，不过，举报者和领导也说不清这听起来相当诡异的异国音乐是什么，连批判都没法下嘴，只好不了了之。

　　得了精神分裂症后，灰娃病重过好几次，情绪时常起伏。1972年前后，她开始在纸片上涂写各种心情文字，清醒过来后，害怕纸片成为“罪证”，就把它们冲进马桶扔掉。那时她和儿时相识的导师张仃住得很近，曾把这些纸片拿给他看，张仃鼓励她把纸片藏好，并惊呼：这是诗啊！那时起，灰娃把每天写诗的纸片放进一个铁盒子里，悄悄到阳台上挖开花朵早已枯萎的大花盆中的泥土，把铁盒子埋进去，再放上一摞空的小花盆。灰娃当时不知道的是，从长沙过来照顾她的外甥女，也偷偷藏起了差点冲到马桶里的两张纸片带回老家收藏。

　　1976年4月5日，周恩来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灰娃和一群青年朋友去天安门抄写诗歌，他们时常议论时事，青年们教她如果遇到审问应该如何应对。在互相掩护和支撑之下之中，他们终于迎来“四人帮”倒台的日子。此时灰娃已经49岁，人生最好的年华都在战争、斗争和疾病中度过。在多年治疗和写字抒发的帮助下，她的精神分裂症也慢慢痊愈了。

　　晚年的灰娃和张仃组成银发家庭，互相搀扶。他们到全国各地写生，灰娃辅助张仃工作，游历了许多地方。回顾自己的几次婚姻，灰娃说她最看中的是人的正义感，三任丈夫都是这样的人，“没有正义感的人，我是不会跟他结婚的”。

　　研究灰娃诗歌的文化学者王鲁湘曾说，灰娃在“文革”中的文字是一种“自我谈聊”，用以疗愈自己。灰娃不曾想到有一天“纸片诗歌”会发表，大病初愈的她也不懂怎么投稿。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跨越时代的文字才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韩作荣的帮助下得以发表。

　　1997年，灰娃的第一本诗集《山鬼故家》引起关注。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曾在书评《缪斯的神启》中，以《墓铭》中的两句“我发誓/走入黄泉定以热血祭奠如火的亡魂/来生我只跟鬼怪结缘”为例写道：“这是用生命写成的诗句，这样的诗句可以说达到了诗人的至高境界，一切满足于技巧的炫示和装饰的诗，在这里都将感到羞愧无言。”《墓铭》的原稿就来自当年被外甥女藏起的纸片。

　　后来，学术团体“东亚人文”又帮灰娃出了第二本诗集，加上2016年出版家汪家明所编的《灰娃七章》和最新出版的自选集《不要玫瑰》，迄今为止灰娃共出了4本诗集，据她自己的粗略统计，她的诗歌作品大概有100首。

　　张仃曾对孙辈们说：你们奶奶的诗歌里有音乐和美术。灰娃则引用她所喜欢的苏联作家、《金玫瑰》的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句话说：“我不信任那些不懂美术和音乐的作家。”她在20世纪80年代读到被划为“右派”而流放青海的诗人昌耀的诗歌，也非常喜欢，称他“在炼狱里以非凡的爱心创造性表现了生命的意义”。

　　如今，灰娃居住在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的房屋“大鸟窝”中，与大自然为伴，这也是她多年前和张仃共同设计建造的家。在夜晚那些安静的独处时刻，灵感到来时，灰娃就会抓起纸笔，她希望这样的时光不被任何人打扰。这个从延安走来的革命者，晚年在精神困苦中走入了诗歌的森林，终于获得了宁静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