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平：站在人民的立场永远是我的创作方向(2)

　　刘和平：我们这一代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从儿时起接受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形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我们这一代人也经历过很多艰辛，“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城市里挨过饿，十几岁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天天为衣食犯愁，亲身体验了什么叫饥寒，因此也就确定了我一生写作、创作的立场与追求。1993年，我创作的舞台剧《甲申祭》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戏剧汇演，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唯一剧目，在首都剧场演出多场，引起轰动，并获得了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奖等许多奖项。在那部戏里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就突然感到自己成为特权阶层了，身份转换为何如此之快？从中可以看到，“人民”的身份在历史上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因此，“人民立场”就成为我写作历史题材的一个切入点、出发点与落脚点。比如1997年，我改编作家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就将主题定位在雍正调整生产关系的改革上，这和原小说有一定的差异，也是基于我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作为当时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最大利益者，雍正皇帝能够采取一系列真正触及封建特权阶层利益的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千年来以王安石、张居正等为代表的“改革者”都未能解决的土地兼并者和自耕农之间的生产关系问题，非常难得。举一个数据为例，雍正改革前中国只有1亿人口，改革后短短几十年，中国的人口便迅速增长到3亿。《雍正王朝》一经播出，就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我想这与这部作品的创作主题和持守的立场是分不开的。在我看来，搞创作首先要把“认识论”排在第一位。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就看有没有被创作者认识到。这也就切入到另一个话题，即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包括后来我写《大明王朝1566》、写《北平无战事》，能够得到广大观众和读者的肯定也是这个道理。譬如《北平无战事》讲到了国民党币制改革、反贪腐失败的深层原因，不仅在大陆热播，也被人带到中国台湾播放，国民党的一些官员观剧后也不由感慨，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

　　记者：“人民不仅是文艺表现的主体，同时也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您的作品用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价值，体现了强大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引发了当代观众的强烈共鸣。在您看来，作家、剧作家如何提升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如何写好历史中的人您又有哪些体会？

　　刘和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创作者能真正地表现好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这就需要创作者能真正深入生活，能用一双深入观察的眼睛，见人之所未见，从深层次理解生活，理解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动机与心理奥秘，由此发现因这一切而形成的文化思潮。就像周立波，要真正写出反映土地革命的本质和它所引发的历史反响的作品，他就必须到土地革命的一线去，只有在那里才能知道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被解放的农民。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能出现一批很有成就很了不起的作家，都是因为他们曾深入人民的生活，亲历了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今天我们的国家也正处于大转型的时代，作家如果不投身其中，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个转型的历史意义和当代意义。当作家真正理解了“历史”，也就是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人的生活形态，我们才能真正地去理解并表现好承载历史的人民大众，这样的作品也才会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