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楚文化：误读与真相

原标题：屈原与楚文化：误读与真相

　　 所谓文化，是指带有群体性亦即为群体成员所共享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那么具体从屈原（约前353—约前278年）时代说，“楚文化”的质性应该如何界定呢？《汉书·地理志下》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东汉末王逸之《九歌序》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楚文化最重要的质性可以从三个密切关联的层面来界定：一是信仰神鬼巫觋。结合楚辞作品及其他早期经典，可断定《汉志》与《九歌序》所说的“鬼”实际上以神为主而兼括通常所谓鬼。《墨子·明鬼下》记子墨子曰：“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所谓“天鬼”和“山水鬼神”指的是天神、山神、水神之类，通常所谓鬼仅限于“人死而为鬼者”这一个方面。在早期传统中，神鬼存在于跟人相对的彼岸，普通人不能超越现世与神鬼的界限，沟通神鬼需要经过巫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章）。许慎（约58—147年）《说文·巫部》云：“巫，……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又云：“觋，能斋肃（庄重敬慎）事神明者。”“巫”“觋”可统言为巫，是早期传统中专事神鬼、沟通神鬼和世人的中介。二是高度重视祭祀神鬼的仪式性活动。《汉志》说楚人“重淫祀”，《九歌序》说楚人“好祠”，都是指他们动辄祠祀神鬼以至妄滥无度。三是在祠祀神鬼时，善于以歌乐鼓舞歆悦神鬼。

　　 屈原生值战国中期偏晚，其时楚人信鬼好祠，有一系列出土文化遗存可以证实。比如，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墓葬年代在前361至前340年间）所出竹简有祭祷记录，从中可知祭祷对象除楚先祖悼公、惠公等人外，还有神祇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见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江陵望山一号墓（墓葬年代在前340年前后）所出竹简有祭祷记录，从中可知祭祷对象除了柬（简）太王（前431至前408年在位）等先王及先君东宅公外，还有神祇后土、司命、大水、山川等（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战国楚墓（墓葬时间为前316年）所出竹简有卜筮祭祷记录，从中可知祭祷对象有老僮、祝融等先祖先王，复有神祇后土、司命、大水等（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这些墓葬时间上约当屈原早年，空间上则在屈原流放江南前的郢都地区，可谓当时楚人信鬼好祠的确证。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墓葬年代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交）出土之帛书有十二月神像（见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图版一至三，中华书局1985年），形态各异，神奇谲诡，生动表明当时楚人一年到头都笼罩在神明的光辉中。其地属于屈原第二次被放逐的江南一带，其时则值屈原晚年或者稍后。这一文化遗存同样证明了屈原置身于其中的楚文化的传统和现实。

　　 以屈原为楚文化之代表是现代学人的常识性观点，它实际上是把屈原视为楚文化的同质元素。有学者说：“屈原的作品（包括归于他名下的作品）集中代表了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再也看不见这种‘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又说：“……《离骚》《天问》与整个《楚辞》的《九歌》《九章》以及《九辩》《招魂》《大招》……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实质上，它们是原始楚地的祭神歌舞的延续。”这种论断完全被屈原辞的“形式意图”误导，究其实际，屈原辞跟原始神话-巫术传统有本质的不同。从理性层面上看，屈原对原始神话-巫术传统有史上极为罕见的深沉、激烈的怀疑乃至否定。这集中表现在《天问》这一旷古奇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