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楚文化:误读与真相(5)
需要说明的是,视屈原为楚文化之代表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坚持以“在楚言楚”的理念来诠释屈原辞,从某种程度上切断它跟中原文化的关系。其实新出土简帛古书已为屈原辞关联中原文化提供了实证。比如,上博简、郭店简所抄录之《穷达以时》《兰赋》《李(桐)颂》《孔子诗论》《五行》等新出土早期儒典,跟《离骚》所代表的屈原辞有“有组织的”“结构性的”关联,为屈原关于穷通出处的核心理念、知识支持、伦理持守,为屈辞香草—君子象喻、男女关系象喻等具有根本意义的“有意味的形式”,为其言情、言志一体化的自觉诗学实践,提供了富有发生学意义的说明(见常森《新出土早期儒典与屈原辞》,《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要之能否准确把握屈原辞与楚文化或南国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其实也意味着能否准确把握屈原辞与中原文化(特别是与周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关系;以屈原为楚文化之代表,实是楚辞研究领域最大的认知错误,被视为保存南方神话-巫术体系的屈原辞实际上从真正意义上促成了这一体系的形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