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龙学”：《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之路

原标题：百年“龙学”：《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之路

　　吴中胜 赣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江西省百千万工程人选、江西省“双千计划”人选、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

　　《文心雕龙》书影 资料图片

　　明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由明代万历年间吴兴闵、凌两大出版家族中凌云、闵绳初合刻，五色套印源自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以红、绿、青、黄、白五种颜色批点，版本价值极高。图片来源：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

　　明弘治十七年（1504）冯允中刻本《文心雕龙》。资料图片

　　刘勰像 资料图片

　　 学界一般简称“《文心雕龙》学”为“龙学”。在现代学术史上，关于一本书的研究被称为“某某学”的委实不多，而“龙学”就是其中长盛不衰的专门之学。在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现代进程开启之时，《文心雕龙》研究是如何融入这一进程，进而迎来百年“龙学”兴盛的呢？回顾百年以来的“龙学”发展历程，我们有必要从学理上思考“龙学”何以兴、何以继续兴等涉及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

　　开端：具备现代科学质素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现代学术理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近代中国知识界传播，中国学术的现代进程由此开始。当时学人受科学主义影响，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成熟的标志，就在于其是否建立了严密的逻辑体系。正如梁漱溟所言：“科学是知识之正轨或典范；只有科学，才算确实而有系统的知识。”（《中国文化要义》）当时的文学研究也受这种科学主义的影响。如张相说：“近世研治科学，析类之事，目为至要。植物学家，部门科属诸名，井井而谈，属隶无紊，譬诸草木，区以别矣，矧在文章，渠不若彼。”（《古今文综》缀言）认为文学研究也像植物学一样，要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徐昂也说：“无论字与文，研究宜用治科学方法，澈底分析。”（《文谈》自序续）这种从自然科学移用过来的科学主义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学者们对《文心雕龙》的选择。

　　 五四运动前后，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学者们想从几千年的中国文论史中找出堪比西方文论体系的著作，寻觅的结果就是，《文心雕龙》逐渐进入学者视野。如刘节说：“若彦和《雕龙》，则可以言文学原理矣。”《文心雕龙》是“纯粹之文学体制”“说理精密，条贯有序”。（《刘勰评传》，《国学月报》1927年第2卷第3期）梁绳祎说：“像莱辛（Lessing）、马太·安诺德（Matthew Arnold）、泰因（Taine）以及现代的乔治·勃兰特（George Brandes），全是以批评名家的。他们评论的势力都很伟大，有时单词片语都要传遍世界，不用说这种批评是文学进化极有关的助力。”反观中国文学界，在古典文学批评传统中，他发现了《文心雕龙》的当代价值：“在过去可怜的文学批评史中，寻一点萌芽，我们不得不推重千余年前的刘彦和。他著了一部专论文学的书，叫作《文心雕龙》。”（《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1927年6月《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梁绳祎是用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去解读《文心雕龙》，他在文中提到意大利但丁的《神曲》、德国的尼采以及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