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讲”与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原标题：“接着讲”与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美学界长期存在一种看法，认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生与发展，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很多时候只是亦步亦趋地对西方美学理论进行译介与搬运，抑或是运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为其作注解。因此，西方美学不仅是中国美学走向现代学科形态的主要依据，也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大厦的建造基石与主体结构。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以及本土理论建构的乏善可陈，致使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并非真正的“中国的美学”，而不过是“西方美学在中国”。

应该说，上述观点对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原创力不足、身份标识性不强的问题与症候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诊断。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一看法不仅忽视了中国学者不断尝试从西方美学话语影响的“焦虑”中突围，并主动寻求本土性美学理论建构的长期努力，而且未能充分注意到中国学者译介和借鉴西方美学话语时，结合中国现实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之所进行的取舍、改造与转化。可以说，任何一种理论在经历跨文化、跨地域的传播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形态、内涵或指向的变迁。由此，20世纪中国美学绝非简单的“西方美学在中国”。

一

回望中国美学现当代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紧跟中国美学先驱王国维、蔡元培的步伐，在介绍、阐发西方理论话语的同时，都曾积极地尝试与中国固有之文艺材料、传统的审美经验等嫁接、融合，并为中国美学理论话语构建与主体性生成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论贡献。但受制于时代历史、文化环境及现实境况等多重因素，他们在美学的学科建制、理论建构等方面不得不参照西方先在的模式与方法，他们有限的理论创新相较于西方的强势话语而言，也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不过，他们有意识地接续传统、自觉利用本土美学资源进行理论话语创新的探索与实践，无疑为中国当下的美学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方法与路径。

冯友兰曾言，哲学研究有“照着讲”和“接着讲”之分，“照着讲”侧重对已有思想的再现与解释，“接着讲”则重在新思想体系的创造与建构，二者不可偏废，且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叶朗由此进一步提出，人文学科的创新必须尊重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经典创造和学术积累，必须从经典思想家“接着讲”，具体到中国美学，要吸收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由此，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需要立足和观照中国当代审美现实，更需要在前人的美学思想基础上“接着讲”，应当有效连接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美学传统。具体来讲，既要接续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和中国现代美学传统，更要接续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美学”前史及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美学传统。

刘纲纪于20世纪80年代初指出，中国古代美学与哲学不可分割，因为中国哲学思考的核心始终是如何达到高度完善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具体化为可直观或情感体验的对象之时，便指向高度自由的审美境界。在他看来，无论是儒家的“里仁为美”“充实之谓美”，还是道家追求的自然无为的“逍遥游”状态，皆倾向于将摆脱了外在物质束缚与内在欲望强制之后的自由审美境界视为高度完善的道德境界。某种程度上，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合一，便构成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最大的不同，并由此派生出了美与善、情与理、直觉与理智等相统一的突出特征。

概括地讲，区别于西方美学的真、善、美分离传统以及偏重对美与艺术的本质等抽象问题的辨析和体系化美学理论的建构，中国美学更注重对美与现实人生、道德完善及生命存在之间内在关系的思索，多散见于古人对自然山水、日常生活及艺术创作等的直觉、感知与体悟之中。换言之，中国美学的边界从一开始便超出了纯粹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其关涉宇宙、社会、人生及文化艺术等诸多问题。在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感性等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主导之下，中国美学兼顾知、情、意、行四个方面，追求真善美的整体贯通，趋向于美善相济、天人合一的高度自由人生境界。不止如此，中国古人在以玄鉴、神游、妙悟等独特方式感知、经验美并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予以艺术化表现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形神、虚实、文质、动静、巧拙、奇正、雅俗、隐显等一系列富有辩证意味的美学命题，同时衍生了诸如“中和”“风骨”“气韵”“逸”“远”“境界”“古雅”等众多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上述种种，共同积淀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审美文化记忆，孕育出包罗万象且内蕴深厚的中华美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