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及其演进之路(3)

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计相比，农业生产比较安全，产出相对稳定，产量高，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同时也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对适宜农业生产土地的需求增加。长江中游中心区域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址，分别为西南部大溪文化系统的澧县城头山和东部屈家岭文化系统的天门龙嘴。两座古城平面为圆形或近圆形，是古城出现的最早形态，有单重城垣和护城河，面积相近，均约8万平方米。前者位于洞庭湖平原西北部，后者位于江汉平原中北部，位置上都属于地势开阔的平原，水网密集，土地肥沃，是早期农业人口争夺的重点地区。这两座古城分别是两个文化系统的区域中心，辐射周边。城头山城内还发现有祭坛，祭坛周围有40多个祭祀坑，反映了原始的宗教活动。出现了与生活区分开的专门的公共墓地，墓葬之间在随葬品种类、数量上逐渐差异化，显示出同一族群不同人员在财富、地位上的分化。随葬品在功能分类上，仍以代表饮食的炊器、盛器为中心，反映出社会权力形态的变化不大，但程度上有较大强化。

这一阶段定居农业进一步发展，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人口大规模增长，对适宜耕作的土地需求旺盛，并开始修筑古城来保护和争夺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社会权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聚落结构和空间分布来看，不同文化系统内部存在最高等级中心聚落（城址），聚落规模有初步的等级之分，人群开始有分化，并有原始宗教活动。

第三阶段，长江中游地区遗址数量、密度和规模均大大超出此前，人口空前膨胀。农业经济发达，并作为生业经济主要方式持续发展，家畜饲养业也得到极大发展。同时，来自北方的旱作农业开始南传进入江汉平原，多个遗址浮选出粟、黍等旱作农业遗存，显示出中国南、北地区在生业经济方面的交流。研究表明，此时期人类基本实现了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甚至还有较多富余，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之前发生的少量筑城活动在屈家岭文化时期达到鼎盛，开始大规模地修筑古城，广泛分布在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南阳盆地的南缘，共计18座。新建古城平面形状大多从最初的圆形变为方形或近方形，部分古城还出现了内、外双重城垣的现象。我们采用情境分析的方法可以把该时期新建和延续使用的古城分为四类：跨区域中心城址、区域中心城址、亚文化接触地带城址、文化接触地带城址。

跨区域中心城址是指规模大、影响范围超出单个地理单元的城址，也是一个文化分布范围内最高等级的中心聚落，具有唯一性，在这里指天门石家河。石家河古城平面近长方形，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城内有大型宗教仪式活动场所，出现了疑似专门修建城墙劳工的墓葬，城外有一圈戍守性质的台岗聚落，周围还有大量附属聚落，构成多层次聚落结构，位于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的中心，也是屈家岭文化范围内面积、规模最大的城址，其地位与影响力跨越了多个区域，是整个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内最高等级的中心聚落。

区域中心城址是指修建在文化分布范围内各个区域中心的城址，具体有天门笑城、应城陶家湖、门板湾、孝感叶家庙、荆门城河、马家院、澧县城头山、鸡叫城等。这些城址散落分布在屈家岭文化内部不同地区类型或小的地理单元的中心，周围一般分布有若干附属小聚落，承担了次级区域中心的功能。

亚文化接触地带城址是指修建在文化内部核心地区和外围地区（扩张区域）分布范围交界处或接触地带的城址，具体有石首走马岭、公安鸡鸣城、青河、华容七星墩、江陵阴湘城、安陆王古溜、襄阳凤凰咀。其中走马岭、鸡鸣城、青河、七星墩均分布在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的交界处；阴湘城位于江汉平原与峡江地区的交界处；王古溜位于江汉平原与随枣走廊的交界处；凤凰咀位于江汉平原与南阳盆地的交界处。这些城址均是东部屈家岭文化系统扩张到西南部、西北部文化系统的过程中或之后兴建的，其目的是加强对外围地区的防御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