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文溯阁《四库全书》数字化影印出版工程（人民眼·让文物活起来③）(3)

　　图版处理不易，校对任务也很繁重。文溯阁《四库全书》数据校对人员张静从事古籍校对工作已有10年，但从未校对过如此海量内容。利用数字技术能够提速，但一些讹误很难被发现。

　　不久前，张静在校对时发现，一个“丸”字疑为“九”字。经仔细核校后确认，果然是因为古籍宣纸里的植物纤维发生霉变，扫描时多出了这一“点”。

　　起初，一天校对300叶是张静的上限。“刚开始时平均用力，耗时较多。”她说，而今这个数字翻了近3倍，“慢慢地，哪里容易出错、哪里容易变色，心里都有了数，效率提高不少。”

　　效率高了，胆子却小了。“总担心有错误没能及时发现。”张静回忆，有次下楼吃午餐，饭刚端上来，她又起身赶忙回到办公室，“以为忘了标注一处讹误，打开电脑一看，其实已经做了记录。”

　　为明确权责，避免误操作，从图版处理到一校、二校，再到最后的质检存储，文溯阁《四库全书》数据处理是条“单行道”。电脑之间不能互相访问，数据传给下一流程后，前一流程的人员将无权再改。

　　“在数据处理程序软件和制度流程上，我们有一套完整设计，确保数据资源安全。”宋学娟输入账号、密码，登录数字化成果管理系统，所有成品文件呈现在眼前，函盒编码、书名、作者、朝代，以及长、宽、高和册数等基本信息，都有详细记录。“我们争取今年内基本完成图版处理工作。”她说。

　　影印出版

　　不少图书馆、藏书机构等正虚位以待，静待“四阁四库合璧”

　　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汇聚了社会各界的期待。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全程参与了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工程专家论证会。他说，《四库全书》现存不同版本在内容、册数、卷数上皆有不同，通过数字化影印出版，方便学者比对研究，意义重大。

　　兰州大学教授汪受宽也持相同观点。他曾用两年时间，带着学生对甘肃省图书馆编印的《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进行整理、标点和精细校勘，并将收录其中的《易图说》《长安志图》《墨法集要》《璇玑图诗读法》这4种（每种各1册）书，跟文渊阁本进行对比，发现两个版本的文字、图片等存在901处差异。

　　“4册书就有这么多差异，3.6万多册会是什么样？”汪受宽说，“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将对文化史、史学史、文献学研究等都产生重要影响。”

　　期望值高，现实问题也不少。一方面，古籍实现数字化后，盗印现象难以杜绝。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古籍的影印出版投入巨大，盈利是个难题。“变古籍为现代书籍，背后是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甘肃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原彦平坦言。

　　防止数据泄露，采集区域设置严密安保措施。宋学娟介绍，任何人出入采集区，都须经过严格安检，以防手机等电子设备进入工作区域。同时，每个工作台均安装了监控设备，每台电脑都作了加密设置。

　　应对盈利难题，找准盈利点是关键。原彦平给记者详细分析：古籍影印本主要有仿真本和缩印本。前者好比是“克隆体”，从纸张到字号，从排版到装帧，与原书几乎“一模一样”；后者则是“迷你版”，内容不变，但字号变小、页数变少，册数大幅缩减。“文溯阁《四库全书》若是出全套仿真影印本，成本过高，市场较小。”

　　原彦平说，文溯阁《四库全书》多达3.6万余册，数据采集、处理、编辑、出版等投入大，且多为手工完成，成本高，发行对象则主要为图书馆、文化馆、高校、研究院所等专业机构和为数不多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