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时期的民学

“民心论”是先秦时期民学最核心的话题，是先秦政治哲学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色理论命题。先贤对“民心”的关注自古有之，“民心”正式作为政治语词始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义谓民众心意各有差别，具有多样性。在先秦的政治经验总结中，“民心”是思想家与政治家共同关注的焦点，要言之“民心”既指民众“如何期待、如何评价统治者及其统治”之公共内涵，又涉及具体生活中民众的个体愿望、情感及相关心理活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君—民”秩序结构中“民心”地位、功能的政治哲学体系即是“民心论”。

在既有的“民心论”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会重点关注以“民心”向背为政治正当性依据的“民心论”。这种“民心论”强调“民心”的神圣性，并将“民心”之神圣价值与政治正当性结合起来，其说萌芽自殷周鼎革之际，并在以孔孟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得到深入阐释：“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是以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大戴礼记·保傅》）这样的政治理念，至今仍深入人心。照此逻辑，统治者唯有依照“民心”之所欲与所恶而采取对应措施，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如此，“民心”意指民众的共同诉求与价值指向，具有抽象性、神圣性的特质，对此等“民心”的思考也构成了当下最为人熟知的“民心论”。

实际上，先贤对于“民心”的讨论并非局限于此。春秋战国之际，战事频仍，制度失效，各家竞相提倡救世之说，学术亦无拘禁，“民心”这一概念得以被进一步充分讨论，在强调“政治正当性的价值意涵”之外，个体“民心”的多样性、隐匿性、不稳定性亦引起政治家与思想家的思考。要言之，先秦政治哲学所涉“民心论”其实具有两种内涵：其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为代表的价值观念面向，涉及公共性的“民心”与政治正当性问题；其二，以“民心不壹”为代表的现实治理面向，涉及个体性“民心”的治理与统合问题。当前学界的“民心论”研究主要聚焦于第一个面向，而若要完整展现先秦“民心论”之全貌，则有必要关注到以“民心不壹”为代表的“民心论”。

清华简《厚父》提及的“民心难测”是先秦深入阐释“民心不壹”思想的代表性文献。简文主要内容为某王向厚父乞言咨政，文中王向厚父问及民的特质：“兹小人之德，惟如台。”厚父言及：

呜呼，天子！天命不可漗斯，民心难测。民式克恭心敬畏，畏不祥，保教明德，慎肆祀，惟所役之司民启之。民其亡谅，乃弗畏不祥。亡显于民，亦惟祸之攸及，惟司民之所取。今民莫不曰余保教明德，亦鲜克以谋。曰民心惟本，厥作惟叶。

厚父论及的“民”，即是王所言的“小人”。“民心难测”是厚父所下的总断语，他向王充分地阐释了民众心理的复杂性：“民其亡谅，乃弗畏不祥。”意思是说“民”可能缺乏诚信，也不畏不详之事。要使民“恭心敬畏，畏不祥”，就需“司民”（统治者）的教化。即便如此，民众依旧会言行不一：“今民莫不曰余保教明德，亦鲜克以谋。”也就是说教化也可能失效，由此凸显出“民心难测”带来的治理困境。那么应如何应对复杂的“民心”呢？厚父向王提供了切实的治理经验：“民心惟本，厥作惟叶。”他在“显—隐”的语义向度上使用了“本—叶”托喻，“民心惟本”其实是“民心难测”的同义语，意在申明“民心”正如树之“本”隐而不见；“厥作惟叶”则用以说明须通过显在的叶来获知隐藏的本根，即通过“民行”方可把握“民心”。厚父对“民心”的看法显然不同于《孟子·离娄上》《大戴礼记·保傅》等从政治正当性角度对“民心”的阐说，他站在政治家的视角，依据切实的治理困境，明确指出“民心”的隐匿复杂，并提议通过可把握的外在之“行”来探知民众难测之“心”，以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展示了先秦“民心论”的另一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