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对朱熹“下学功夫”的发扬

原标题：陈淳对朱熹“下学功夫”的发扬

陈淳（1159-1223年），字安卿，号北溪，世称北溪先生，南宋漳州龙溪（今福建龙海）人，是朱熹晚年的得意弟子。朱熹于绍熙元年（1190年）夏知漳州，成为陈淳的父母官，陈淳于当年十一月十八日拜谒朱熹，撰《初见晦庵先生书》，以真挚虔诚的文字，表达了对朱熹的敬仰之情。他向朱熹请教理学义理，朱熹曰：“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类推也。”陈淳听闻教诲，为学益力，“日求其所未至”。十年后，陈淳再次拜见朱熹，陈述自己的学习所得。朱熹当时已卧病不起，对他说：“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自是所闻皆要切语，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师训，痛自裁抑，无书不读，无物不格，日积月累，义理贯通，洞见条绪。”朱熹生前多次公开说：“南来，吾道喜得陈淳。”（以上引文俱见《宋史》卷四三〇“陈淳传”，中华书局1977年）《朱子语类》卷一一七记载的朱熹对陈淳的训示，主要就是朱熹临终前三个月期间的。然而，当前对陈淳如何发扬朱熹“下学功夫”这一问题探讨较少。

综览朱熹与陈淳的书信往来以及《朱子语类》中的记载，朱熹在这一时期反复以“下学功夫”训导陈淳，其要义大略有五端：第一，下学功夫要切于日用。“只是说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见处”。第二，下学功夫是积渐功夫，“理只在事物之中”。“程先生曰：‘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第三，下学功夫要广实践。“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自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第四，下学功夫要有主见，不能随人飘转。“若恁地随人转，又不如只在屋里孤陋寡闻”。第五，由下学而上达。“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说下学功夫要多也好，但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以上引文俱见《朱子语类》卷一一七，中华书局1986年）通过师生往复问答，陈淳对朱熹“下学功夫”的教诲有了深入透彻的领悟。陈淳家境贫困，“家穷空甚，无千里裹粮之资；而二亲臞苶，又日夺于仰事不给之忧”（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见《北溪大全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且科场连蹇，晚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及上任而去世。陈淳终身布衣，以教书为业。他把对朱熹“下学功夫”教诲的体悟落实于教学生涯，主要体现在两类教学著述中：一类是《北溪字义》，一类是训蒙三书。

《北溪字义》贯穿着理学“下学而上达”的理念和门径。《北溪字义》原名《字义详讲》，又称《四书字义》或《四书性理字义》，是陈淳的弟子王隽根据听陈淳讲课的笔记整理而成。此著是陈淳对朱熹《四书集注》中的理学范畴及观点的阐释，分为两卷，上卷包括：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共十四门；下卷包括：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共十二门。陈淳“每拈一字，详论原委，旁引曲证，以畅其论”（《四库全书总目·北溪字义提要》），其所引据者，“荟萃周、程、张子之绪言成语，而折衷于所闻之师说，与夫《章句》《集注》之精意”（施元勋《北溪字义序》，见《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可以认为，此书是陈淳理学思想的凝练，也是其继承朱熹“下学功夫”理念与门径的反映。如卷上“心”条，开头便说“心者，一身之主宰也”；又说“心有体有用。具众理者其体，应万事者其用”；又说“心虽不过方寸大，然万化皆从此出，正是源头处”；又说“心至灵至妙，可以为尧舜，参天地，格鬼神。虽万里之远，一念便到。虽千古人情事变之秘，一照便知。虽金石至坚，可贯。虽物类至微至幽，可通”。以下又引程颐、张载、程颢之言说“心”。可见，陈淳努力地从各个层面、多个角度阐述对“心”的理解，其中贯穿着理学理一分殊、下学上达的思想。再如“中和”条，陈淳说：“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浑沦在此，万般道理都从这里出，便为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只是这里动出，万般应接，无少乖戾而无所不通，是为达道。”把“中和”解释为大本和达道，明显带有“下学上达”的意味。陈淳撰著《北溪字义》本身就是对朱熹“下学上达”教诲的践履，而《北溪字义》对具体条目的阐释，也大多体现出“下学上达”的理念所在。正因为此，《北溪字义》“后来被人们当作‘下学而上达’的理学入门之书”（熊庆年编著《中国理学》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