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与礼：礼制儒学化的器物表征

原标题：玉与礼：礼制儒学化的器物表征

华夏是文明礼仪之邦。中国古称“华夏”，何为“华夏”？《春秋左传正义》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记·玉藻》又将玉与人的德行相匹配，认为：“古之君佩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

玉器文化贯穿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为传统优秀器物文化之代表。三代观物制器的自然崇拜向两汉经学注疏玉礼制的演变，也是华夏礼乐文明在国事—家礼—人德层面由“神文”向“人文”跃进过程中“礼器合一”的集中体现。

玉与国礼：玉作六器与六瑞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与戎之核心在于国家统治。其中“祀”层面的“六器”，按《周官·春官·大宗伯》谓：“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里的“六器”主要是指自然崇拜祭祀天地与四方的玉礼器。据文献考证，《周官》乃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重金购得献给朝廷后一直深藏于秘府，到西汉末年整理藏书时才予重视，至新朝王莽时立为学官，改名《周礼》，东汉郑玄为之作注，遂成为探究中华文明“藏礼于器”的重要史料渊源。

“戎”的层面，随着三代王道政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与步入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礼失求诸野”的兴替，作为权力象征的“六瑞”之“圭”逐渐成为中央集权制下等级身份的表征。同是该书《周官·春官·大宗伯》还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考古发现江都王墓、满城中山王陵、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墓内小圭形制、比例、尺寸完全相同，表征诸侯王墓出土的圭制，多为中央赗赠之物。（《玉润中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216页）。也就是说圭作为政治信物被传承，作为中央建立宝塔式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统治形式下通礼教的体恤形式。或许可以明晰齐家文化“璧琮组配”、周时的“璧圭（璋）组配”至汉变化为“壁圭组配”的玉礼制。而汉代在众多礼器中选择圭壁发扬，当时重其作为六瑞之器的人治内涵，与当时礼制儒学化的内因是高度契合的。

玉与家礼：孝敬思礼

汉代礼与孝的链接，是家礼发展的核心内容，而汉玉的进一步家礼化，则将礼不下庶人的贵族制等级下达到一般的百姓日用之家，形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家礼祭祀、孝亲、归宗、敬养、睦邻等文化。史载周朝时大夫之家，就已经设立了“家宗人”的职位，专门掌管有关祭祀等家礼实施事宜，从属国家礼制，但规格大小不同。到了两汉时期，家礼的礼义和功能才被进一步发掘出来。（陈延斌等《中国传统家礼研究》，孔学堂书局2024年，第69页）。如孔子所论孝者，敬优先于能养，以别孝与不孝的重要尺度，《礼记·祭义》扩展为忠孝为人，居敬涵养，出仕莅官、交友诚信、出战勇猛等临事不惧的行为准则。孝的含义被扩大到庄严、忠心、敬畏、德勇等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品格。

在对待世俗以孝治国基本纲维下的养生送死问题上，家礼也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慎终追远作用。以汉代楚（彭城）国（今徐州）出土的家族性墓葬玉器为例，其类别齐全，种类有玉璧、玉衣、玉棺、玉覆面、玉枕、玉席、玉窍塞、玉握、足玉和玉印等，系统而全面地覆盖到生前礼天祭祀、日常生活与死后不朽等精气长存的各个层面。葬玉文化，浓缩着汉代家礼内核“孝”“敬”在形而下器物层面的生动折射。另一方面，葬玉等级划分在西汉早期，更多“采取宽松的态度，或者说没有根据新情况制定新制度。同时部分王国玉衣敛葬的习俗尚不能上升到已经形成全国性制度这一层面”（宗时珍：《关于西汉王侯敛葬玉衣的思考》，《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如此，家族性明器类玉文化相关玉质、玉型、玉纹等并未完全阻隔上下、尊卑、等级在家礼的随顺迁化，仍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与普遍适用性。

玉与人礼：比德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