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与礼：礼制儒学化的器物表征(2)

“比德于玉”，出自《礼记》，随着源自楚地皇室的西汉上层对“六器”藏礼于器、沟通神灵的大规模实践，如汉高祖时置“北畤”，祀黑帝，将上古自然崇拜的“六器”——秦祠白、青、黄、赤四帝——更化改制为“待我而具五也”之“五帝”祭祀之礼仪。（《史记·封禅书》）

从礼天之璧、贯通天圆地方之琮的拟物象征，到刘邦传闻五帝自我增入始封之中央之数，四方逐渐有了向心的天数之则。为了统一今古文经义的分歧，到了东汉班固时期总结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白虎观会议经学辩论结果而撰成的《白虎通义》，成为一部囊括中华文明惟德是辅，天人交感，贯通古今的伦理教化准则。

如“封禅”的礼仪之表征，《白虎通义》卷五浓缩为受命改制，教告太平之义。《白虎通义》卷七论“文质”中援引《尚书》舜始即位，见四方诸侯而“辑五瑞”以合符信进一步阐述为五瑞施行体用的权力化、功能化，“盖以为璜以征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珪以信质，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同时，在董仲舒天人感应与三统三正之说基础上，进一步申明三代王者之忠—敬—文循环的“三教”，阐扬慎终追远的器物之用之德，谓：“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夺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

紧随三教之说，又提出“三纲”“六纪”的伦理金条，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以理贯通上下，因循人之性情来整齐人道。“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如此，原有东南西北的具象礼器，吸收阴阳五行的推演，化成行上的以“五”为时中的人伦教化礼则，即法天—顺地—应人三者永咸恒终始，使得儒学的人文化成义，在“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的逻辑中完成天人合德的转进。如在上通下达的普适性层面，《白虎通义》中经五祀“门、户、井、灶、中霤”，三军，乡射，嫁娶，绋冕，丧服，崩薨等内容的义解，基本奠基后世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五礼”的主要范围。

随着两汉经学的繁荣，经王莽《周官》立为学官，更名《周礼》，到东汉时大儒郑玄进一步从理论上为之作注，奠基后来历代礼学之圭臬。以周秦书面语言文字为训释，许慎追溯“玉”字源流，以形为经，以义为纬，探求与字形结构相合的本义，阐述据于德的“五方”的人文化成之义，进而引申条贯玉石五德之美，即“仁—义—智—勇—絜”。

由此，玉质内涵的仁德浓缩了君子光辉笃实的气象，通过为政以德，效法天道，制礼作乐，与时推演。而汉代的佩玉除作为等级的标志而外，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君子以进揖退扬的姿态，来达成时时守正美德的一种象征，“然后玉锵鸣也”。即古人佩玉行走时，进退俯仰，行走必然牵动身上所佩戴的玉饰，并发出来锵鸣徵角宫羽之音。这一连贯、均匀、协调的步伐与节奏，也是向天帝人君表示自己绝无僭越礼制之心，表达“洁净精微”以示尽忠尽节的一种情状。

中华文明由上古对天地四方的自然崇拜具象化为观物制器的“六器”“六瑞”，并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将国之大事的祭祀与征伐、百姓日用的家礼文化以及一般社会的婚冠丧葬等层面贯通起来。加之两汉经学对古今玉与礼制儒学化的行上礼并进、比德于玉的君子形象、汉玉与玉礼制的彼此激荡，成为中国历史上礼制儒学化的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