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秦汉之规摹”(2)

学者翦伯赞曾经这样形容秦的统一：“中原六国，已如盛开之花，临于萎谢；而秦国则如暴风雷雨，闪击中原。”秦并天下，“在初期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帝国”。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虽遇乱世，终犹心焉一统，人人皆拭目翘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两千年来如一日。

也有学者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观察秦汉历史变化，如吕思勉说，秦汉时期中原民族“战胜异族”与“晋以后”“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不同，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

“魄力究竟雄大”

对于秦汉之际的时代精神，笔者曾多次引用鲁迅之语予以描述。面对汉代的铜镜，鲁迅曾盛赞：“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对于汉代艺术品质，鲁迅有“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等评价。至于汉唐时期的整体特征，鲁迅则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鲁迅热情肯定当时的“豁达闳大之风”。

笔者认为，所谓“闳放”和“雄大”，既可视为对汉唐乃至秦代等时期社会文化风格的概括，也可看作我们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凝练与总结。

西汉时期，将士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汉书·陈汤传》）。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当是在汉武帝平定边患时期就开始形成的，其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等理念。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分析这一心理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背景。汉武帝发起对匈奴的远征，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意识，却一点儿也不狭隘。比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归汉后受到重用，甚至受武帝顾命辅佐幼主，就是明显的例子。对此，秦汉史学者劳榦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评价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细究。

两汉军队中曾有“胡骑”，长安的朝廷卫戍部队也有“胡骑”的建制。“巫蛊之祸”时，同政府军抗争的太子刘据争取“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的支持而未遂，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游牧民族向汉朝聚拢，汉人越境前往匈奴地区的也不在少数，他们将中原先进的技术带到了草原地区，促进了当地生产。汉与游牧民族的交往，除“和亲”事外，张骞和苏武都曾娶匈奴女子为妻，这都体现了在当时民族关系中，战争的波涛之下，也有亲和的缓流。当时汉人的民族意识，有“毫不拘忌”“绝不介怀”的气派，确实体现了“魄力究竟雄大”。

秦汉时期的英雄主义和进取精神，还体现在当时社会生活“奋迅”“骋驰”“奔扬”“驰骛”等节奏中。在司马迁笔下，这种时代精神被称为“气奋”（《史记·匈奴列传》）。

这一时期文化之繁荣，后世史籍可见这样的表述：“汉自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扬葩振藻者如林”，“东京之朝，兹道逾扇，咀徵含商（指爱好音律）者成市”，后来“虽时运推移，质文屡变”，但汉文化“一致”“同归”的主流没有断绝（《北史·文苑列传》）。汉瓦当上有“流远屯（纯）美”“屯（纯）泽流施”等字样，汉宫阙起于秦土之上，笔者以为，这些形容，可以看作秦汉文化的典型特征。

“魄力究竟雄大”，使得其他文化系统若干因子融汇入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成为这条浩荡长河中奔涌的浪花。

“有气力，说出大题目、大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