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秦汉之规摹”(3)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秦汉史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然而亦如李学勤所说：“秦汉史这片园地，本已为好多代学者开垦耕耘，要想别开生面，殊非易事。”尽管如此，在这一园地继续深耕，还是能收获新的见解。

例如，李学勤就曾通过考古，探讨了秦代社会制度问题。他认为，“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他指出，宗法制的解体和奴隶制的削弱以致走向衰亡，是东周以来总的趋势，而秦国建立于西周的中心区域，保存旧的奴隶制残余较多。侯外庐等也明确指出，秦汉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且秦废除的“封建”，为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术语，其内容指的是“宗子维城”的古代城市国家，而非我们常说的“封建制社会”——基于自然经济、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考察秦之社会制度时，这些思索非常清醒，值得借鉴。

政治制度之外，社会经济出现重要转向，也是秦汉时期的特点。傅筑夫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论述，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从这时开始迅速增长，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走向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变”，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么显著。江南开发与适应气候变迁的南向移民运动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一学术主题，也许还应多一些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

科学发明的成就，是两汉时代的亮点。纸的制作和最初应用是在西汉，而于东汉得到广泛普及，对于中国文化史进程意义显著，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王充的科学思想、张衡的技术设计均达到了时代高峰，医学、农学、地学、文字学等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显著进步。这些领域，都是能开出新的学术花朵的园地。

除上述领域外，秦汉史还有哪些可以拓展的方向？具体的设想并不容易，可以预见的进步，大概会体现在研究方式的更新和随着科技进步一同到来的认识水准提升等方面。新的考古收获，特别是出土文献资料的发现，将为全面认识秦汉时期的社会样貌、生产水准和生活场景，提供新的条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是记述上古至汉代史事的伟大史学家。笔者尝读清人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注意到他对《史记》的评价，其中有些对“古”的赞美，也许今天的学者未必追慕，如“峭古”“肃古”“高古”等。有些风格，却是我们在撰写秦汉史研究成果时应该学习的，如“朴茂”“深沉”“有情”“新颖”“看得深”“深切痛快”，以及“有气力，说出大题目、大要领”等。

今天具备更优越研究条件的青年学者，自然会发现此前研究在当时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局限，他们也一定会以开明的眼光和积极的态度对待秦汉史研究历程的各种迹象。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展望秦汉史研究的学术前景，自然可以有更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