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注入”基础研究浇灌更多“从零到一”(3)

“因此，在申请‘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时，最主要的是跳出现有的框架，体现项目的创新性。”于洪涛解释，基础研究不是越宽、越多越好，而是越深、越新越好，这是目前的趋势。“现在需要有人站在开创性的领域，如果在别人原始创新基础上做拓展的人太多而开创新领域的人太少，较长期的科研布局就会失衡。”他说。

郭铁成把“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遴选机制概括为“提名制”+“自荐制”相结合的方式。提名制就是首先确定杰出科技人才，然后由杰出科技人才提名需要资助的候选人；自荐制就是创新者自荐，而无需事先通过层层审批。

其实，诺贝尔奖是典型的提名制，即先确定一些杰出的有科学品味和识别能力的科学家，请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提名，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有利于发挥现有大科学家对科技人才培养的作用，也有利于发掘思想超前的人才。德国的“人才侦察员计划”也属于此类。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采用的是机构提名和自主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评委团队是几百位国内外优秀的科学家，终审评委是70位颇富成就的各界顶尖科学家。他们对收到的近1000份申请进行初审和终审。

数据显示，58位首批入选者中，有22位属于自主申报，没有单位推荐，入选占比接近40%。不拘泥于机构的推荐，海选出更多人才，这个结果让科学委员会深感欣慰。

除了提名制和自荐制，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还有几种资助“人”的方式值得未来进一步充分实践。

郭铁成介绍，一种是“科研定制”，首先通过人才评价等方式选出杰出科技人才，不设项目指南，由这些杰出科技人才自主发掘研究主题，经过磋商定制科研项目。这种做法符合开创性思维特点，适用于自主探索原始创新、重大创新，能够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还有一种被称为“非共识资助”，是指项目评审过程中，遵循“科学发现最初多是少数人掌握真理”这一规律，如第一轮出现同行评议的分歧，对评议结果申请复议后，可采取“多数服从少数”原则予以再议，让超越常规的奇思妙想不至在起点就被否决，之后组织同行再进行多种形式的评议，根据具体情况再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等立项标准，如通过，即予以非共识性资助。

“这些资助方式从本质上说，还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原始创新思想并予以支持，适用于颠覆性创新、未来技术创新。”郭铁成说。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呈多元化

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

根据我国民政部基金会中心网站数据，全国共有基金会8000余家，专注领域集中在较为传统的教育、医疗与健康、扶贫与发展，极少专注科学研究、基础研究领域。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生物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理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早在2016年，美国规模最大的6家专注基础研究的基金会，投入超过70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具体包括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陈—扎克伯格科学倡议、西蒙斯基金会、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与威康信托基金会。

另据报道，世界顶级生物医药研究机构中，美国的Salk生物研究所、冷泉港实验室（CSHL）、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等，都是私人捐赠发起的非营利研发机构，主要通过捐赠资金与成果转化经营收入（技术转让、企业孵化等）开展基础研究。

我国政府财政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有目共睹，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家也需要承担这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