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注入”基础研究浇灌更多“从零到一”(4)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是基础研究领域的一次全新尝试，是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希望未来形成一个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原创突破的氛围。”施一公强调，“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的形成，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社会资本“注入”已具备条件也面临挑战
2021年，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达到143家，位居全球第一。根据《2022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有1133位身价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上榜，位居全球第一。
从财富的积累和捐赠潜力来看，中国具备了发展慈善捐赠的前提条件。
针对基础研究的此类公益项目，目前包括科学探索奖、“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科发展专项基金等。
尽管已有诸多耀眼的实践，但总体而言，社会资金“注入”基础研究领域还面临挑战。
除了社会捐助文化氛围尚未养成、捐赠基础研究的惠及面还相对较窄，王小理认为，当前以下几个方面有待完善。
一是捐赠税收激励政策不完善，捐赠者结转扣除（指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中准予结转的项目）优惠力度较小；二是捐赠优惠适用的科技类非营利组织范围过窄，且捐赠对象非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与“公益性税前扣除捐赠资格”不统一；三是以个人命名的私人基金限定条件比较高，较难获得注册；四是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国外发达国家基金会可能高达30%的同类数据。
为此，王小理建议，在完善捐赠基础研究的财务激励制度方面，允许提高税前扣除比例，且不足扣除部分延长结转年限，同时进一步简化申报和获得捐赠证明的程序；针对目前缺乏对基础研究接受捐赠的具体法律制度安排，应探索完善科技捐赠领域的法律法规，对基础研究接受捐赠的流程、激励、监管机制进行规范；行业领军企业对行业的发展趋势有更清楚的认识，对相关基础研究的需求更加了解，政府可以鼓励引导其牵头捐赠建立行业基础研究基金，挖掘行业上游基础研究需求，提升其公益捐赠的内在动力。
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进入历史新阶段、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时期，很多企业和个人出于长远眼光、国际视野和公益之心愿意投入基础科学研究。
郭铁成认为，按照当前部署，我国围绕产出重大原创成果这个主线，将基础研究分为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三大类，强调科技领军企业发挥“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的作用，为企业资金进入基础研究领域指明了方向。“此外，培育多种形态的民间研发基金，开展公共资金与民间资金的合作，也将为社会资本参与创新提供广阔空间。”
(责编：王震、陈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