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障碍出行推行者”意外坠亡 或因无障碍通道被堵(3)

　　在医院，孙知寒的工作是帮助残障人士准确认识残障、回归社会生活。由于自身病耻感和无障碍设施不健全，很多残障人士都把残障视为自身的过错，不愿走出家门。“这就像一个死循环，社会的无障碍环境不好，残障人士就不出来。他们不出来，也不会知道无障碍设施建设到什么程度了，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唐占鑫就接触过一名60岁的强直性脊椎炎伤友。他常住北京，没有子女，除了偶尔让妻子推着自己下楼转转外，几乎不出门。一次聊天时，他偶然提到自己最大的梦想是去看看“鸟巢”。唐占鑫建议他坐地铁，他很惊讶，“地铁都能通到‘鸟巢’了？”

　　唐占鑫也很惊讶，地铁通了这么多年，居然有人不知道。

　　刚出车祸时，文军也是闭门不出。他在床上一躺就是两年，幻想着有一天能痊愈，继续跳自己最爱的国标舞。有朋友劝他出去锻炼，他会生气，因为他无法接受坐轮椅出门的事实，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残疾人”。

　　1999年，文军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接受康复训练时，发现医院附近的无障碍设施比其他地方要好。他曾对媒体说，这是“因为残疾人多，大家见的也多，有需要才能做得到。”此后，文军最常做的事就是鼓励伤友出门，滑着轮椅在家附近转悠，甚至到外地去旅行。

　　在孙知寒看来，像文军这样，定期开展残障人士旅行活动是极好的社会互动过程。“但除了残障人士自身，健全人也应该提高无障碍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障碍设施建设不合规、被占用之类的问题。”

　　去年8月，孙知寒以指导老师身份参与了一次无障碍调研活动。活动在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进行，那里聚集了一百多户需要使用轮椅的人士，大多数是中风、骨折的老年人。

　　调研前，孙知寒叮嘱志愿者和社工，在拍摄无障碍设施时，必须要放低视角，弯下身子。“因为有些障碍从健全人的角度是看不出来的，比如扶手的高度，对健全人来说合适，但对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可能就太高了。”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毕业的刘翰松是活动参与者之一。出门调研时，他会带一个装有量角器、卷尺和水平仪的工具包，测量无障碍设施的各项数据。他的手机里还下载了活动专用app，存着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各种规范。

　　刘翰松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居民楼楼道里，两侧有无障碍扶手，但转角处却没有；有的公交站台前没有无障碍坡道，残障人士只能在马路上等公交；有的地方虽然有坡道，但角度最陡的能有七八十度，人走上去都费劲，更别说轮椅了。

　　为了最真实地感受残障人士的生活，刘翰松还坐上了轮椅。在马路上，他碰到一个一厘米高的槛就过不去了，一使劲，轮椅差点翻倒在地，得有人帮忙推才能过去。在银行，虽然柜台修得很低，方便坐轮椅的残障人士交流，但没有可供轮椅和双腿放置的内嵌，他只能侧着身子办理业务。

　　“以前我对无障碍设施只有模糊的概念，知道建筑必须有坡道、无障碍卫生间，但不知道坡道要修多少度、卫生间的扶手要修多高。”刘翰松说，那次调研后，当他骑着自行车经过路上的车桩时就会下意识地想，车桩的间距够不够宽？轮椅能不能经过？

　　努力参与和我们有关的决定

　　2017年4月，《南方周末》报道过一个视障群体不满手机QQ、微信、支付宝等软件无障碍功能的案例。比如，有视障人士认为手机QQ的无障碍功能不好用，因为老是报出“您与某某某有0条未读信息”这样的冗余信息。他们认为这拖沓、浪费时间，甚至是看低视障者的智商。

　　这些手机软件虽然具有所谓的无障碍功能，但因为设计、研发之初缺乏视障人士的参与，所以并不是真的“无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