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跳绳改变的命运：他们不再漂泊辍学 能有机会读书(6)

　　随着像他这样的孩子带回越来越多的奖牌，“绳文化”被七星小学写进了办学理念、办学目标，这所建校50多年的学校也有了自己的校训：“悦动至善 和乐致远。”

　　校门口的6块展板上，4块用于展示那些与跳绳有关的荣誉。新教学楼阳台上写着“绳以育德”四个大字，强调“从这里走向世界”。在这栋楼一楼最显眼的位置，是岑小林、韦杏亲、张崇杨等跳绳队员的照片。

　　有些人已经在一次次迁徙中告别了这个以他们为荣的地方。韦杏亲在2016年瑞典获封为“世界跳绳大师”，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因为家庭原因，她不得不在2018年9月放下了手中的跳绳，回到广西老家。

　　廖娅琦出生后不久被父母从湖南带到广州。她只有9岁，记得自己搬过9次家，而她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搬家。她当初是主动“在体育课上举手”加入跳绳队的，梦想是“当一名裁判员”。

　　整个跳绳队里，年龄最小的世界冠军是10岁的钟炜锋。在挪威世界杯赛上，他拿了7块金牌。全家人守着网络直播关注他的比赛。他的姐姐钟银燕说，家里人很紧张，有一段时间关机不敢看。看到弟弟跳绳时的表情，他们感到心疼。“我奶奶和我妈妈看着看着就哭了。”钟银燕也曾是跳绳队队员，今年考取了跳绳中级裁判证。今年，她考入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等待入学的日子，回到小学义务做教练。她的弟弟妹妹都在跳绳队。

　　一家几个孩子在跳绳队的现象并不少见。去挪威比赛的17人名单上，张茂雪、张崇杨、张崇霞是亲姐弟；更早的名单里，岑小琼、岑小会、岑小林、岑泽忠是表亲，都是世界冠军。岑泽忠如今进了一家跳绳俱乐部做教练，岑小林本该和姐姐岑小会一起回贵州上学，但是老师多次家访，把他“拦截”下了。

　　岑小林很清楚，如果回到贵州，他就可能成为留守儿童，父母就可以换一个地方打工。为了支持他的跳绳生涯，他们已经在这里守了他7年多。在赖宣治看来，跳绳能够改变学生的命运，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这条绳子把他们留在了这里，不用跟他父母四处漂泊、辍学打工，能读书就有机会。”

　　父母其实不怎么关心岑小林的比赛，更在乎他的学业，希望他能安安静静读完书，找一份好的工作。他们对“好的工作”没有定义，岑小林的理解是：“应该就是不要像他们那样辛苦，也不用回去种地。”

　　岑小林的理想是当一名体育教师，“将来教人跳绳”。长远来看，这或许是个前景不错的选择——很多地区已经将跳绳纳入了中考体育考核项目和小学生体质测试的必测项目。“这意味着，我国上亿学生中的绝大部分都会在学校中接触到跳绳运动。”陈阳辉说。近10年来，国内出现了专业的跳绳俱乐部和跳绳器材、培训、演出方面的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约有50家跳绳协会和100多家专业跳绳俱乐部。

　　现在，跳绳界的巨星岑小林只是受到体育老师钟爱的一名中学生，和同批“起跳”的队员继续着第七年的跳绳训练，为更多的世界纪录，也为了“将来教人跳绳”。

　　在不需要跳绳的日子，他们会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清晨跟父母到大棚，一直劳作到傍晚。同样在花棚工作，这里有不少湖南人种植绿萝，同时有不少贵州人负责插花——把绿萝的秧苗剪断，然后栽到花盆里。因此，湖南孩子擅长给绿箩剪苗，知道“110”和“180”型号花盆的区别；贵州孩子会坐在闷热的大棚里插花，“坐到屁股痛”。很少有孩子不会做饭，他们通常负责自己和家人的晚饭。在大棚里，他们偶尔会遇见队友，那很可能是另一个世界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