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大感染科 一个张文宏救不了这个“不赚钱科室”(2)

　　在“肝病大国”的帽子迟迟不能甩掉的同时，艾滋病、肾综合征出血热等新发传染病也陆续出现。自1985年中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中国的艾滋病患病人数曾在此后10年里增长缓慢。但从1995年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进入快速增长期，截至2018年9月，全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患者共85万人。

　　1984年，王贵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阜新市传染病医院工作。起初，他还能接触到流脑、痢疾、伤寒等传染病，后来，慢性乙型肝炎病例逐步增加。1980年代，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成立，病毒性肝炎就是其主要防治内容。“病毒性肝炎的治疗相对比较简单，以肝脏受累为主，除了大出血需要抢救，其他没太大难度”。

　　1990年代后，随着疫苗等防控手段的出现，经典传染病的发病率进一步下降，病人减少，传染病的病种也越来越少。今年82岁的翁心华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也是国内感染学科的泰斗人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世纪90年代前后，由于传染病患者数量的减少，医生们另谋他业，不少医院都在不同程度上裁撤传染科，传染科的规模出现萎缩。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是当地新冠肺炎的定点救治医院，感染科主任杨友明在这一科室做医生已有31年。他刚进入传染科时，科室还有40张床位，此后，其他科室床位逐步增加，传染科逐渐减少，到2003年SARS前后，传染科只剩下15张床位。但他对此表示理解，“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缪晓辉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长征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1998年，他接手长征医院感染科时，这是一个“无论文、无基金、无成果”的三无科室。2000年，医院要大力发展骨科，院领导想将拥有三十多张床位的感染科病房转作骨科病房，撤掉感染科，科室人员一部分去肾病科，另一部分人分流到长海医院，缪晓辉去做消化内科主任。缪晓辉不同意，找院领导据理力争，感染科才得以保留，但科室却被迫搬到医院三公里之外的一个由毛纺厂改建的康复科里。

　　面临生存危机的不止综合医院的感染科。2003年SARS前，因传染病患者大幅度减少，地坛医院曾一度面临被撤并入北京另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佑安医院的命运。当时，北京市卫生局表示，佑安医院有700多张病床，平时收治的病人只有三四百人，地坛医院有500张病床，常年收治病人的规模也就两三百人，两家医院都吃不饱，浪费资源。但在SARS时期，地坛医院收治了329名病人，危重症病人占到50%以上，对阻击疫情起了巨大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救”了地坛医院的命。

　　而传染病的大幅减少也使得业内开始思考学科发展方向的改变。1999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决定将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更名为“感染病学分会”，北大第一医院的斯崇文教授彼时任主任委员。在三年前，北大第一医院已经将传染科改为感染疾病科。到2002年，上海华山医院传染病科教授翁心华担任第七届分会主任委员时，分会正式更名，全国各级医院也相继将传染科改为感染科。

　　17年里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