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大感染科 一个张文宏救不了这个“不赚钱科室”(3)

　　温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陈永平至今还对2003年抗击SARS时记忆深刻，设备仓库临时改造的隔离病房，用砖墙垒起来做物理隔离，一间病房里住四五个人，病区只开出一个小门给医生进出，没有“三区两通道”，根本是“螺蛳壳里做道场”。SARS过后，陈永平与院领导都觉得要加强感染科建设。2012年，医院感染科搬进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新大楼，整栋楼负压设计，提供160多张床位，有移动CT等设备，医生和患者分别从地下一层和地上一层进入病区。新冠疫情中，作为浙江省级的定点医院，温医大第一附院共收治了近百名疑似及确诊患者。

　　翁心华记得，当年SARS发生后，原卫生部官员到上海了解三级医院感染病科发展情况。“我和他讲，医院里最破烂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就是感染病科”，这名官员回去后，就给上海市的医院拨款，加强感染科的建设。2004年，原卫生部要求，全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须建立感染性疾病科，同时开设发热门诊及肠道门诊，这两个门诊也成为绝大多数医院感染科承担的职责。

　　但能有陈永平科室这样发展的仅为极少数。2003年，赵晖所在的浙江乐清市人民医院感染科新建了隔离病房，当时在浙江省内也属先进。但17年过去，医院其他科室病房不断更新，赵晖所在的感染科还是老样子，当甲流H1N1、手足口病等疫情来袭时，病房根本就不够用。陈永平曾多次到温州及周边市县医院考察，他发现SARS过后的17年间，很多医院的感染科“基本没有发展”，应对此次疫情，有的医院依旧是医生和患者走同一通道，有的医院连隔离病房都没有。

　　杨友明工作的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感染科虽然有70张床位，但病房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不符合隔离条件。SARS过后，医院曾建了20张床位的标准隔离病房，在此次新冠疫情中，面对激增的病人，医院只能再将外科系统的病房整体改造，腾出400个床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谢青等曾针对上海市57家二甲及以上综合医院感染病学科现状做过调查。2019年9月，他们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市综合性医院感染科设置率为100%，但二级医院感染科病房设置率只有20%，总床位数328张，三级医院病房设置率要高一些，但也仅刚过一半，达55.56%，总床位数799张。

　　武汉市一家二级综合医院——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熊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该院感染科只有3个人，算是医院规模比较小的科室，当地其他二级医院感染科的人数也都与红会医院差不多，红会医院感染科一般不会收治呼吸系统传染病的病人，而是选择将其转往金银潭或肺科医院住院救治。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医学院院长陈国强等在其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武汉市的传染病医疗资源储备不足，武汉户籍人口及常住人口共1400万， 而两所专门的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床位共900余张， 0.64床/万人， 远低于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按城市非农业人口1.2-1.5床/万人设置的标准，与此同时，武汉市综合性医院内传染科体量非常有限。

　　1990年代以来，医疗开始市场化，感染科成为不赚钱的科室。王贵强分析说，虽然SARS以后，传染科改为了感染科，但不少医院的感染科依然以看肝病、结核为主，传染病发病率下降，带来了科室业务量的减少，进而效益下降。而发热门诊、肠道门诊的接诊都有季节性，发热病人多在冬春季节，肠道疾病集中在夏秋发病，而且两个门诊看病人数都不多。以他所在的北大第一人民医院为例，大约4年前，一年的肠道门诊、发热门诊总量分别为1万例出头，平均下来每天只有三四十例病人。浙江乐清市人民医院的年门诊量为7万多例，这在同等级的县级医院已属于前列，其中，肝病占50%，结核占15%，不明原因发热占20%，还包括艾滋病等其他疾病。杨友明说，湖北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感染科1年总的门诊量才1万例左右，发热门诊多的时候每天十几个病人，少的时候只有几个，工作量远远不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