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得好病治不了心：后疫情时代怎么补救千疮百孔的心

　　后疫情时代的心理援助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发于2020.4.20总第944期《中国新闻周刊》

　　已经是下午四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前仍然排起了长队。这是4月5日，从大年初三开始，中心的门诊一直没有停过，每次提前一个星期放号，常常是早上几分钟就抢光了。该中心主任、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刘忠纯介绍，下周还将再增加一个专家门诊。

 

　　“阶段性的急性处理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两周，我们要下沉到社区，这是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重点。后期干预需要政府的主导，也需要整合社会力量，单靠我们是不够的。”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相比于SARS和汶川大地震，此次的心理救助更加组织化，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在空间和时间范围方面都更深更广，长期封禁的社区生活，反复不定的病情，都给心理的重建和援助增加了难度。

　　清明公祭是社会心理的节点

　　在心理咨询师杜洺君的印象里，2月7日是具有关键性的节点。这一天，李文亮医生去世，社会情绪达到一个峰值。当时疫情处于最严重的时期，不同群体的心弦都紧绷着，恐慌焦虑、抑郁烦闷，以及愤怒和疑惑，都很常见。从封城的1月23日到2月5日的14天里，心理热线共接到了510个电话。

　　第二个具有节点性意义的时间是4月4日的公祭日。单从数量上看，咨询热线的压力在逐渐降低。3月的前10天，接到了285次，平均不到30次。而到了4月初，每天接到的电话降到了20次，相当于高峰期的一半。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封禁，清明公祭抚慰了很多民众的心理，让长久得不到回应的公共情绪有了纾解的回音。“这是一个分界线，它给整个的社会心理一个很好的稳定剂，再到个人去承担家庭和个体的悲伤时，就会有较好的疏导作用。”杜洺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是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在武汉封城当天组织开设了湖北心理热线，是湖北心协参与心理热线的首批心理咨询师之一。

　　武汉已经进入到后疫情时期。如果说前期的援助以心理危机干预为主，后期的重点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哀伤反应治疗。康复患者、逝者家属，以及医护人员，这些特殊人群的心理治疗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在杜洺君看来，个体有内在的支持系统，社会也有外在的支持系统。当个体的心理防线崩溃的时候，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精神堤坝。有时候，心理咨询师需要激发个体的内在潜能，但这需要社会的更多系统支持，包括政府、社区和社会力量。而在4月8日解封前后，武汉正逐步恢复，只是小区的管控仍然严格，心理的解封相对缓慢。

　　幸存者的愧疚与哀伤

　　整整一个月后，李建国才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疫情发生之前，儿子结过一次婚，离婚后带着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在李建国的印象中，儿子身体很好，从没生过什么病，感染新冠肺炎后，觉得肯定能扛过去。

　　李建国将孙女和老伴隔离开来，独自照顾儿子，结果也感染了。两人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病房，李建国在五楼，儿子在十一楼。最后一次联系，是儿子病重时的一通电话，觉得快不行了，让父亲赶快上来。然而他不能上去。儿子住院的时候，留的是李建国老伴的电话，也是她首先得知了儿子去世的消息。

　　当时李建国仍然处于病重状态，老伴忍着悲痛，决定先不告诉他。一个月后，李建国康复过来，得知儿子已经去世的消息，一个人躲在洗手间的墙根下大哭。他先是感到愤怒，觉得家人不应该瞒着自己，后来理解了他们的决定。从医院转到康复驿站的时候，车子经过自己的家附近，他还是没有控制住，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