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得好病治不了心：后疫情时代怎么补救千疮百孔的心(3)

　　每天下午和晚上，李奇光和同事们在武昌医院的定点酒店接待已经下班的医生和护士，那时候人多一些。5人的心理援助团队配备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一起进行医护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首先是精神科医生接诊，对严重程度进行初步的判断，然后转给心理治疗师，讨论具体的治疗方式。

　　一般的危机干预需要10到12次的疗程，但在当下的特殊时期，时间有限，治疗被缩短到3到5次。相比于医生，更常见的是护理团队的心理需求，基本都是女性。她们每天需要应对繁琐的工作，目睹了大量的死亡。

　　回归社会的心理关口

　　社区成为了刘忠纯最近关注的重点。由专业的精神科医师作为督导，对心理咨询师进行培训，再由心理咨询师进驻到各个不同的社区，对居民和康复患者进行心理疏导，这种模式目前正在武昌区的13个街道开展，并计划向其他区域推广。

　　“最了解情况的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在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咨询师坐在那里不一定有人来找你，需要社工的帮助。”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康复患者自己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无法及时疏导，可能会在以后反复出现。

　　上个星期，杜洺君在一所康复驿站进行心理咨询，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长得很壮，但有着明显的PTSD症状。尽管病情逐渐康复，但他变得易怒，出现了暴力倾向，折磨周围的人，也折磨自己，最难受的时候，把腮帮都咬烂了。

　　过去的一些片段时常在他的脑海里闪回。他说自己死过三次了。第一次是感染初期，他的症状突然加重，吐血，被120急救车送到医院，但到了医院没有床位，只能躺在地上。他的母亲奋力地捶住院部的门。他不忍心，最后咬紧牙，撑着站起来，跟母亲一起回家了。

　　后来去门诊打针，没打两下，血都漏出来了，这些景象印在了他的心里。住院之后，他原以为自己最多只能活两天，但最终还是挺过了过来。但患病后的那些艰难时刻，却总不时地在脑海里闪回，挥之不去。

　　杜洺君给这位康复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的时候，首先跟他确认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这些症状是暂时的，属于阶段性的状态；其次，这些情绪的确是应该发泄的，但在宣泄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更为普遍的，是很多患者都对重新回到生活正轨有一种恐慌感。刘忠纯跟一些患者和基层管理人员沟通过，有一部分康复了的患者不愿意回去，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歧视，周围的邻居会紧张，或者担心复阳，影响家里人的健康。还有少数康复患者准备回家，但是家里人不太愿意接。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仍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这给心理疏导增加了难度。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