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得好病治不了心：后疫情时代怎么补救千疮百孔的心(2)

　　3月31日，李建国14天隔离期满，次日就要回到家里。心理咨询师杜洺君到康复驿站所在的公寓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是杜洺君团队为李建国所做的第二次心理危机干预，他们聊了一个小时。李建国吐露自己的担忧，不知道自己回家看到儿子生前的东西，能不能扛得住。

　　在杜洺君和团队成员进行心理援助的过程中，新冠逝者的家属被称作失亲者，而更特殊的是李建国这样，亲属之间相互感染，一方去世，另一方活了下来。“幸存者心里会有愧疚和自责，觉得没有照顾好对方。特别是老年人，恨不得说该死的是我，不是你。”杜洺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建国今年七十岁，儿子刚刚四十岁，孙女不到十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让他感到痛苦。死亡突然被推到人们的面前，杜洺君说着，做出向前的手势。对于很多逝者家属来说，脑海中的最后印象不是临终的正式告别，而是最后一通来自重症病房的电话，或者是120转运到医院的那一次挥手。

　　死亡变成了一则突然传来的消息。很多家属因此一开始拒绝承认亲人逝去的事实，或者并不表露自己的悲伤。杜洺君介绍说，心理干预的第一步是引导失亲者接受事实，宣泄情绪，其次是厘清责任，澄清那些愧疚。

　　10%的医护人员会留下心理创伤

　　最近，经常有认识的医生朋友来找刘忠纯，咨询心理问题，这几天就有好几起。随着武汉疫情几近收尾，很多医护人员有了休整的机会，重担一下子挪走，种种心理问题却随之而来，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一部分人出现了PTSD的后续症状。他们经历了内心的振荡，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仍然会突然惊醒。“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在疫情高峰时产生了一种亢奋感，跟打了鸡血一样，医护群体没有退路，只能顶上去，但是这种亢奋的状态是不可持久的，经过了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需要及时休整，否则就跟弹簧一样，失去了弹性限度，就恢复不了了，就算休息，也还是觉得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职业耗竭(burnout)。”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疫情暴发以来，刘忠纯跟全国各地的学术同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已经合作了多篇文章，发表在国外的专业期刊上，将已有的武汉经验分享给国内外的医学同行。

　　他们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1257名来自湖北本地和外省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统计，总结了常见的心理症状，包括压力过大(50.4%)、焦虑(44.6%)、失眠(34.0%)和心理困扰(71.0%)等等。其中，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相对更容易出现心理压力，而女性和中级职称的医护群体面临的压力更大。

　　压力的来源是多重的。每天看到大量的死亡病例，很容易造成一种失控感。不断扩散的病毒延伸到了对自身的担忧，以及家人的安危。再加上工作环境和内容的临时性变化，以及隔离的状态，这些都成为了心理问题的源头，需要进行及时的危机干预，否则可能变成遗留问题，在疫情结束之后反复出现。

　　李奇光来自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是陕西首批心理援助医疗队成员。2月24日，他随队来到武汉，被分配到武昌医院。

　　一般的医疗队针对的主要还是病人群体的心理需求，但李奇光和他的团队将2/3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武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身上。他仍然记得，当时武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压力非常大，情绪也都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