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医学的治愈力：平凡的病人变成了有故事的人

　　住院部16楼的患者刘军半夜突然醒来，跑出病房，咆哮着质问，“为什么不给我输血？”“这个为什么不能报销？”面对病人突然爆发的情绪，护士和家属都有点蒙。冷静之后，这名59岁的晚期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开始哭诉，“我睡不着，我能怎么办，我害怕啊！”此前半个月内，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里与刘军同住的3位病友先后突发脑溢血离开人世，这加剧了他对死亡的恐惧。

　　“其实我不怕死，我是怕去不了女儿的婚礼。”这句心里话，刘军都没告诉家人，而是在16层东侧尽头一间小办公室里，向血液肿瘤科医生林晓骥哭着说的。如果等不到合适的骨髓进行移植，留给他的也只有半年时间。

　　刘军再次走进这间办公室，是在女儿婚礼后。几次访谈下来，他完成了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多次的诉说释放了内心的恐惧，此时已经明确知道等不到骨髓移植的刘军反而很平静。刘军不止一次提到当兵的经历，他希望自己能“光荣地来光荣地去”。因为患者提过要捐献器官，林晓骥开始联系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帮他完成了角膜捐赠的手续。病房里，刘军把红色封皮的证书端在胸前，和医护人员合了张影，一周后平静地走了。

　　“口述史让这些平凡的病人变成了有故事的人。”林晓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2017年到现在，他已经完成了36位临终患者的口述史记录，在诉说过程中，病人释放情绪、表达遗憾，甚至完成了对生死的思考，这些灵性的瞬间被林晓骥捕捉到，变成“关怀”的具体行动。

　　“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能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教授、叙事医学创始人丽塔·卡伦在《叙事医学》中文版前言开宗明义，她主张医生要认识并尊重患者的悲痛。

　　在同名中文杂志《叙事医学》的创刊号中，中科院院士韩启德表示，“疾病最严重的结局是死亡，但如果患者看透了死亡，就不觉痛苦；疾病带来的痛苦主要是疼痛和悲情，是心理上的主观感觉，可能有的病人看好了病，心理上仍然感觉痛苦；但有的病虽然看不好，慢慢解除了病人的恐惧、恐慌，反倒不那么痛苦了。所以叙事医学是与医学人文紧紧连在一起的。”

　　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郭莉萍看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需求层次的提高，在老龄化与慢性病时代到来之际，叙事医学，或者说医学人文必然会成为一种趋势。

　　被忽视的“人文”

　　郭莉萍将“叙事医学”引入国内，实属无心插柳。2008年，她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医学分部访学，第一次接触到“文学与医学”课程，并在导师的建议下拜访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内科医生的丽塔·卡伦。

　　英国物理学家兼小说家斯诺早在1959年就警告说，科学和人文已经断裂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且愈行愈远，人为地割裂情感和身体的联系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病人在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等民权运动的政治气候下，也开始要求人权受到尊重、平等拥有医疗资源等权力。在此之前，病人经历了近乎“非人”的待遇。当时，美国的医学院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极度推崇技术与工具的“科学医生”，医学生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病人就是具有异常的身体、放射学和实验室检验指标的客体。

　　卡伦对此感到，“只靠科学性医学是无法帮助患者与失去健康作斗争并找到疾病和死亡的意义的。”而患者讲述、医生倾听等叙事技巧可以拉近两者的心理距离，只有医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患者的经历，医疗照护才能在谦卑、信任和尊重中进行。卡伦用“叙事医学”一词来表示一种具有叙事能力的医学实践，将其定义为“能够吸收、解释并被疾病的故事所感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