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医学的治愈力：平凡的病人变成了有故事的人(3)

　　在志愿服务记录本中，林晓骥发现患者总是喜欢聊自己的过往，“人生回顾，这不就是口述史嘛。”随后，他查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护理和助产学院教师米歇尔·温斯洛从2007年起一直在为临终患者做口述史，内容录音并刻成光盘送给家属做纪念。

　　“患者可以从中提高自尊、获得价值感、赋予生活意义，临床实践和健康研究可以从叙事总结中进步，工作人员更充分地理解了疾病对患者身份和生活的影响，志愿者也可以在活动中获得交流、记录等技能。”米歇尔·温斯洛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中介绍道，12年中她的志愿团队完成了400多个访谈，这种被称为“谢菲尔德模式”的口述史项目已经被英格兰与北爱尔兰等多个地区所采用。

　　林晓骥也看到了口述史对患者、医护人员和研究的三重意义，于2017年正式在血液肿瘤科做临终患者的口述史。访谈分为三部分，从患者的人生回顾开始，挖掘他们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第二部分是林晓骥最为重视的，探讨生病对患者身体、心理、社交和家庭关系的影响，信仰是否改变，以及对死亡的看法；最后一部分，请患者评价医疗工作。

　　在2018年底接触到“叙事医学”后，林晓骥开始寻找这个理念与自己实践的结合点。在他看来，从医生的角度通过“叙事医学”培养人文素养，与直接服务患者的关怀行动，是殊途同归的，最终的受益者都是患者。

　　作为医疗界公众人物，凌锋一直提倡要培养医生的人文精神。她为此提出了“生活查房”，鼓励医生们每天循例查房之后再到病房溜达溜达，平时没有时间解释的医疗问题可以在这时和患者详细聊聊，或者单纯和病人唠两句家常，让患者感受到医生的关怀，而不是一直高高在上。

　　在2011年的首届叙事医学座谈会上，作为嘉宾出席的凌锋第一次听到“叙事医学”的概念，通过写叙事病例(也叫平行病历)、细读文学作品等方式，培养医生叙事能力，从而见证、关切患者的苦难。这给她正推行的人文教育提供了新的抓手。

　　从2012年起，凌锋要求神经外科所有年轻医生每人每月写一篇叙事病例，包括住院医生、进修医生和研究生。起初，很多年轻医生是被逼着写，慢慢地，写作成为习惯。与患者交流的细节成为对照自己行为的反思，“人文”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种子就在医生心里生根发芽了。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兼缺血性脑血管病区主任焦力群曾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年鉴上。2001年，焦力群从山东某医院考到北京，成为凌锋的博士研究生。刚到宣武医院时，焦力群跟病人谈话时总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翘着二郎腿，不止一次地在办公室边抽烟边跟病人说话，“随意的语调，傲慢的态度，冷漠的眼神，恐怕是当时很多医生的共同点”。焦力群写道，十年后，每周三上午的门诊，他都会看到下午1点多，病人不见得是最多的，但每位病人的疑惑他都会心平气和地解答。

　　焦力群自己也说不清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十年前，他看到医生推着病人做检查时会倍感惊讶，心想“这是医生该做的吗？”十年之后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如果一个医生没有推重病人做检查的经历，他一定不是临床医生，或者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焦力群在年鉴中写道。

　　写作对于医生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治愈力。《美国医学会杂志》2015年12月8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披露，对包括17000多名正在培训中的医生所做的分析发现，在担任住院医生期间，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筛检呈抑郁症或抑郁症状阳性。“医生是抑郁率很高的职业，他们要承受非常人的精神压力。”郭莉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面对日常生活里的不公或挫折，他们需要回答自己，要成为一名怎样的医生，如何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这些都是医学中人文的东西，把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写下来，其实也是被迫深入思考并自恰的过程。

　　也有人质疑，这样做真的能改善医患沟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