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医学的治愈力：平凡的病人变成了有故事的人(2)

　　“我是医生，我知道医生要什么。学者一直在提倡医学人文概念，医生则一直在质疑，都明白应人道地对待病人，但具体怎么做呢，谁也不知道，叙事医学就是医生们做的事。”卡伦在接受郭莉萍访谈时举例说，比如教医学生细读文学文本，培养学生关注细节、理解不同叙事视角等能力，并在医疗过程中将这种“叙事能力”迁移到“倾听能力”上，理解病人患病经历，也就是“共情”，从而尊重、关怀患者。

　　卡伦的话深深触动了郭莉萍。中国推行医学人文教育可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以批判为主，学者们提出医学不该只关注医疗技术、忽视患者作为人的感受。”郭莉萍介绍说，但这样的声音并未得到医护人员的普遍重视。1990年代，医学人文教师到医院给医学生讲伦理课时，临床导师甚至公开和学生说“那些课不重要”。

　　2012年，记者出身的凌志军在《重生笔记》一书中记录了自己抗癌求医的感受。当时凌志军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耐心等待3小时，终于在下班前几分钟见到了“专家”。凌志军强打精神试图叙述病症，但专家并不感兴趣，而是拿着核磁共振胶片对着年轻医生讲课般滔滔不绝，凌志军形容“这情景就如同你花了一大笔钱之后来到期待已久的埃及金字塔，经验丰富的导游把钱揣进口袋却视你如无物，扭过脸去教导他自己的儿子如何谋生”。

　　2011年11月4日，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在韩启德的召集下举办了首届叙事医学座谈会，郭莉萍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介绍了“叙事医学”。叙事能力和人文素养不仅是对医生素质的要求，更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据原扬州市卫生局局长王方松撰文，80%的医疗纠纷直接系因医患交流沟通不良所致，其余20%与医疗技术有关的医疗纠纷，也都与医患沟通不到位密切相关。《暴力伤医事件大数据研究》显示，中国暴力伤医事件数在2013年达到顶点。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7243起，比五年前多了近7000起。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医闹入刑，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对外呼吁医闹入刑，从宏观上来保护医生，但关起门来，要严格要求医生，重视人文教育。”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医学人文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郭莉萍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说，现代医学让医生对疾病的认知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因此更需要医生与患者沟通，弥合信息不对称，并尊重患者的感受，仍要回归到100多年前美国医生特鲁多提出的“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别忘了，医疗的服务对象是人。”郭莉萍说。

　　2015年，郭莉萍将卡伦的著作《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同名杂志《叙事医学》于2018年7月创刊。让郭莉萍备感欣慰的是，许多医疗单位和医生个人在知道叙事医学的概念之前，已经在身体力行了。

　　人文关怀实践

　　林晓骥以前给肿瘤患者开止痛药，家属不安地问“为什么病人还是觉得疼”，他就会很冷静地从医学角度解释，“2小时候后起效，正常，熬熬就过去了”。但7年前陪伴癌症晚期的父亲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经历，令他真切体会到了患者的无奈与痛苦。回到工作岗位后，再次面对病房里这些癌症晚期患者，林晓骥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恰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准备引入志愿者服务，经过医院团委同意，他组建了温州市第一支致力于临终关怀的志愿者团队，以医学生与医护人员为主，累计服务了300余位临终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