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都在跟“缺氧”较劲（爱国情奋斗者）

　　深入牧区乡村，为牧民治病；无惧特高海拔，采集生理病理数据……60多年来，吴天一用一次次实际行动、一项项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搭建起中国高原医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吴天一的执着坚守，让中国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这两天，在西宁市砖厂路7号的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里，吴天一院士偶遇了一位蒙古族大叔。他先是一怔，仔细看才认出是“老熟人”，接着用蒙语跟他攀谈起来。上世纪80年代，吴天一曾到格尔木给大叔的家人看过病，两人已经30多年没见。

　　这样的“久别重逢”对吴天一来说并不新鲜。这位我国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已在雪域高原上工作了60多年，被当地人称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好医生）”。

　　“西宁哪条街在哪里，他根本不知道；要是问牧区哪个乡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地方，他记得一清二楚。”吴天一的爱人说。

　　马背上颠簸，实地获取10多万份生理、病理数据

　　“最近一次去珠峰是在大前年，要在那边建个站。”已过八旬的吴天一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在海拔8000米的地方，高寒缺氧，风险很大，也就凸显出高原医学研究的重要性。”

　　1958年，吴天一响应祖国号召来到青海工作，目睹过许多高原建设者因不适应缺氧、低压的环境而相继病倒，甚至献出生命。当时国内的高原医学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他便下定了从事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的决心。

　　探索高原病的成因，尤其是了解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的适应性、高原病发生的机制，首要的是掌握大量可靠的资料。这在当时一穷二白的青藏高原，几乎不可能。吴天一决定实地采集数据。

　　“哪个地方的海拔高，哪个地方最偏远，那里的资料就最宝贵。”吴天一说，当时高原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通路，他和同事只能骑马，用牦牛驮着仪器设备。“到了数据采集点就支帐篷，牧民们不知道，还以为来了电影放映队。”就这样，吴天一在马背上颠簸了十几年，不仅治好了很多农牧民的病，还取得了10万份以上的生理、病理数据资料，为我国高原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登山是勇敢者的游戏。可是对于高原医学的研究者而言，还有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为获取数据，他们要在登山的同时“拿自己做实验”——通过向高海拔地区“急行军”，检测应激状态下人体的生理变化。

　　阿尼玛卿山，海拔6282米。1990年，吴天一作为中方队长，组织中日联合医学学术考察队，用了45天的时间，从低海拔的日本来到海拔2261米的中度高原，最后在海拔5000米和5620米的特高海拔建立高山实验室，经过艰苦努力，他们获取了大量珍贵的数据和资料。

　　丰富详实的资料让吴天一的研究如鱼得水。1965年，他首次提出“成人高原性心脏病”的论点；1979年，他又首次提出“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论点；吴天一提出的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青海标准”，成为首个以我国地名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凭借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吴天一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青海省地方科研院所里走出来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也是塔吉克族的第一位院士。

　　精心守护，14万筑路大军未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事故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在青藏铁路修筑的5年时间里，14万筑路大军在海拔4500米以上连续高强度作业，未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事故。

　　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是青藏铁路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其中“高寒缺氧”主要是关于人的难题，很难用工程技术手段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