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导师如何把学生带到世界前沿

 
 
一流导师如何把学生带到世界前沿  
——来自近代科学史比较视野的考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们对科学的功利性导向太强，往往希望它能产生即时效用；我们对科学的期望很高，常常提倡把握前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科学就像一棵大树，无论前沿的东西还是新的发现，都是枝叶，而雄厚的理论基础才是根，才是科学枝繁叶茂的依据。如果没有这个根，系统的东西就难以形成。

■本报记者 韩天琪

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曾感慨地说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十几年过去了，“钱学森之问”依然是中国教育界一个悬而未决、不断探索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放到中国近代科学制度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从洋务运动时期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大量引进，到20世纪初学制的改革、留学生的派遣和众多科研机构的成立，再到1949年以后国家科学系统的重新构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在创新大潮冲击下的爆发式发展，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我国曾经并正在引入大量站在世界科学前沿的人才，而“培养”杰出人才的意义之一，即让“一流人才源源不断带出更多一流人才”。

这条“让老师带领学生走向世界一流”的培养之路，我们是否走通了？

同时站在世界前沿的两个理论化学家

1978年，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奖的获奖名单上，来自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的诸熊奎治赫然在列。作为当时国际著名理论化学家福井谦一最为得意的门生之一，诸熊奎治也许没想到，若干年后，他和他的同门师弟们会接过老师的衣钵，成为国际理论化学研究最前沿的学者。

20世纪30年代，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量子化学应运而生，其间，鲍林的化学键理论、穆利肯等人的分子轨道理论、霍夫曼等人的分子轨道守恒理论代表了世界一流的理论化学研究传统。

彼时，同样作为科学后发国家的中国和日本，都试图通过引入世界一流归国留学学者，将世界一流科学传统移植回本国。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唐敖庆和日本的福井谦一是当时站在世界理论化学领域前沿的两位学者。

“唐敖庆是中国第一代理论化学家，在留美期间接触到当时处于研究前沿的量子化学领域并在世界一流的量子化学研究团队中接受学术训练。”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樊小龙介绍，唐敖庆1946—1949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在配位场理论、分子内旋转、杂化轨道理论方面做出了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

而福井谦一1938年考入京都大学工业化学系，1941年大学毕业，进入京都大学儿玉信次郎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硕士学位。“儿玉信次郎早年留学德国，返回日本时带回了大量欧洲的书籍资料。当时的欧洲量子理论正处于空前的发展之中，福井谦一通过这些珍贵的书籍，接触到了当时理论化学研究前沿。”樊小龙表示，1952年，福井谦一发表了前线轨道理论的第一篇论文《芳香碳氢化合物中反应性的分子轨道研究》。

1981年，对唐敖庆和福井谦一来说都是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年。唐敖庆于1981年当选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院士并任该院主办的《国际量子化学杂志》顾问编委。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对院士的挑选非常严格，新院士的产生只能通过院士提名和选举，该院院士皆是处于理论化学研究最前沿的国际著名理论化学家。而福井谦一则在1981年因提出直观化的前线轨道理论获诺贝尔化学奖。

在樊小龙看来，这是唐敖庆和福井谦一处于当时国际理论化学研究最前沿的有力注脚。

前沿的老师一定能带出前沿的学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