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导师如何把学生带到世界前沿(3)

我国近代科学人才培养走过了引进与本土化的制度化进程，这一进程至今仍在继续。樊小龙认为，好的学术传统移植成功的标志之一是，可以在本土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与引进人才一样处于世界前沿的科学家。

通过对唐敖庆、福井谦一和他们学生的研究，樊小龙发现，我国学术群体中处于世界前沿的科学家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一流老师很难将这种前沿优势传递到其学术后辈。而在科学发达国家，处于世界前沿的科学家却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

在物理学界，有理论物理领域的费曼及其学生、流体力学领域的普朗特及其学生。时至今日，费曼和普朗特的很多学生依旧活跃在世界学术前沿。

在农业化学肥料领域，德国科学家李比希创建的吉森学派培养了一大批后来闻名于世的学者，如凯库勒、霍夫曼、费林，等等。1901年到1910年最早的10次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李比希的学生就有7位。

如果我们把这种学术上的师承关系看作是一个“谱系树”，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其命运走向？

在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思明团队的分析中，除了科研机构设置、一流实验室与科技期刊等学科制度化因素外，科学外部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也是制约学术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观念表现出了学习知识的极强功利主义色彩，它把社会的知识分子导向追逐功名利禄、进阶官宦之途，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成为要出人头地、封官加爵。由于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和成就的人往往被委以官职头衔，有些人甚至身兼数职。”

根据王思明团队的研究，我国大豆农学家学术谱系中的第一代开创者王绶、第二代马育华和第三代盖钧镒，都先后担任了较为繁重的领导职务，甚至是各自所在单位的行政一把手。“这些行政职务的兼任，占据了科学家极其宝贵的学术研究时间，分散了他们的研究精力，使他们在学术上难以投入更多。”

在对唐敖庆谱系和福井谦一谱系的研究方向进行考察时，樊小龙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唐敖庆谱系的研究方向曾在1956年发生过一次转变。

在唐敖庆的一篇个人报道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1956年，我国继续进行高分子合成材料的研究，这在国内当时是个空白。唐敖庆捐弃名利，果断地中断量子化学的研究，转向高分子物理化学反应统计理论的研究。”与唐敖庆相似，徐光宪也在1956年为落实全民办原子能的号召调任北京大学放射化学教研室主任，开始从事核燃料萃取化学的研究。

1956年召开的全国十二年（1957—1972）科学发展规划会议上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规定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采取“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

“虽然这次转变没有完全使唐敖庆放弃量子化学研究，但客观上说，这不可能不对唐敖庆本人及其学术传承造成影响。”樊小龙说。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胡化凯看来，国家支持是各种科学家学术谱系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家的支持是有选择性的，优先支持国家建设急需发展的一些技术领域和相关学科。

“为了推动相关技术的发展，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培养专门人才，组建研究队伍，下达科研任务，在实现国家科研目标的过程中也培养了相应的学术传承队伍。这种做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合理的。”但胡化凯也指出，国家有选择的支持，必然会造成学科发展失衡、技术与理论发展失衡的现象，相应学术传承也同样存在失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