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导师如何把学生带到世界前沿(4)

这种失衡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各方面的力量主要用在解决技术应用问题上，对科学理论研究重视的程度相对不足，由此对包括物理学理论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及学术传承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王思明团队对当代中国农学家学术谱系的研究也揭示出，我们对科学的功利性导向太强，往往希望它能产生即时效用；我们对科学的期望很高，常常提倡把握前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科学就像一棵大树，无论前沿的东西还是新的发现，都是枝叶，而雄厚的理论基础才是根，才是科学枝繁叶茂的依据。如果没有这个根，系统的东西就难以形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井谦一就读和任教于京都大学工业化学系时，却被允许和理学院化学系的学生一起学习理学院的课程。而“前线轨道理论”这一理论化学研究是在日本当时强大的工学需求背景下做出的。

对理论研究从不偏废，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学术自治传统有关。

回顾日本近代大学史，二战前日本的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德国大学模式的复制，因此无论在科研体制上还是学术理念上都深受德国大学“学术自治”模式以及德国以韦伯为代表提出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理想的影响。

大正初期以后，强调确立学术自由的原则是改革日本高等教育的第一要义，并且把继承学术自治的传统、鼓励思想自由，开展科学研究以提高知识水平，崇尚真理、不断为社会发展提供“光源”作为大学的三大任务。

“师强我强”需要一流的学术传承，一流的学术传承不仅需要世界一流的老师，还需要能将科学精神、科学文化传承下去的文化和社会土壤。这才是一流人才培养本土化背后的真问题。

《中国科学报》 (2019-09-04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