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老师”是怎样一种存在(3)

1965年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但一年后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几经辗转流离，直到1977年才重新回到华东师大，1979年调到上海市高教局，后又调到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工作。

转眼之间，我已到古稀之年，那些青春记忆中，令我印象最深、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常溪萍和他的精神。

那时，学校里的每个人见到常溪萍都会亲切地称一声“常校长”，那种尊敬和钦佩是打心底里生出来的，因为他为师大发展的无私奉献大家都看在眼里。

犹记得“文革”初期，政治流氓聂元梓串到上海，扬言要“打倒常溪萍”时，遭到华东师大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强烈抵制。可以说，一部华东师大的“文革”史，就是以激烈的“打常”和“保常”开场的，而保常派的力量远远超过造反派。但是，由于受当时的错误路线影响，尽管保常派势力很强大，也未能挽回常溪萍最终被迫害致死的悲惨结局。

在华东师大5年的学习期间，虽然我很少接触到常溪萍，也没有直接交往过，但50多年来，常溪萍精神一直在影响我、激励我。我也一直以常溪萍为学习的榜样、人生的楷模。

1960年8月，当我第一次步入华东师大时，首先被美丽的校园深深地吸引住。校园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干净整洁，而这正是常校长苦心经营的结果。

为了搞好绿化，常溪萍在学校里专门设立了绿化科，校园内每一块地方都划了卫生包干区，由各单位包干。而他更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自己也包干了一个垃圾箱，早晚各打扫一次；为了深入了解学生、教师所需，他每天上午会到教室和学生一起听课，或到系里参加教师的教学活动，午饭时到学生食堂吃饭，听取学生意见。下午是他开会、阅读文件、处理公务的时间。4点半后，他就到操场与学生、教师一起参加体育活动，打篮球。晚饭后，他会出现在学生宿舍、图书馆或实验室。5年里，我多次在学生宿舍和图书馆看到常校长的身影。周末他经常去教师职工家里串门、谈心。每周日，他都要召开不同类型、不同对象的座谈会，借以联系群众，了解学校情况，听取批评和建议……

诸如此类的事迹还有很多，无一不体现着他对工作和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对自己勤俭廉洁自律自强的精神。而我自1965年从华东师大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50多年，也一直仿效常校长那样做事做人，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为自己所在的学校做出自己的贡献：建设绿色校园、解决教师住房困难……每当看到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我都会深深感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他用讲台作“桥梁”

讲述人：胡萱（苏州大学辅导员）

金庸先生的小说中曾写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还有一种职业，他用讲台来沟通侠文化与当代青年的价值观。我的导师汤哲声从事的就是这种职业。他师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是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为了搞好学术，汤老师呕心沥血。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一件往事。上世纪90年代，他几乎跑遍了全中国著名的图书馆，每年都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由于经济紧张，他选择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家属楼的地下室。那里的住宿条件极其简陋，空气沉闷污浊，每次他都带着一身红疹子回苏州。这些汗水积累的第一手资料，有十多个笔记本之多，内在知识都化为了今日的课堂知识。

汤老师曾跟我们说，他特别喜欢教学、享受上课的过程。我们也都能感受他上课的激情和对课堂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