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权下放20年，本科专业需要更多“原生林”

不久前，教育部公布了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本年度各高校新增备案专业1672个、审批专业181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47个，撤销专业367个。

在此前本科专业目录的基础上，教育部增补了一批近年来批准增设的目录外新专业，使得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中，高校可供选择的本科专业超过了700个。与此同时，一大批本科专业也面临着被裁撤的命运。

高校本科专业的设置、调整与消亡，像极了自然界的生态变迁。如今，这个 “生态圈”的健康状况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围绕“专业设置权”的博弈

对于高校的专业“生态”而言，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便是处于“生态圈”中的各专业究竟应该由谁来设置，即所谓“专业设置权”问题。这方面，高校与政府相关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峻曾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专业调控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后的头十年，国家对于高校专业设置进行严格控制，统一设定；上世纪90年代，高校专业设置权开始得到重视，相关部门权力逐步式微，而专家权受到重视；本世纪初至今，相关部门控制权与高校自主权产生博弈，自主权逐渐下放。

如今，自主权下放已经成为高校专业设置问题上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从时间上看，我国在国家层面对于高校专业自主权下放产生“实际动作”是在本世纪初。2001年，教育部在《关于做好高等普通学校本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并在次年选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进行试点改革，允许其以备案制的形式，自主设置本科专业。

如果以此为起点，截至目前，我国高校专业的自主权下放已整整持续了20年。

2012年，教育部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进一步下放了专业设置自主权，规定只有设置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及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才需经教育部审批，其余专业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也成为近十年来我国高校专业自主权下放的重要事件。

也正是在这一年，杨颉成为了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处长。直到2018年调任其他岗位前，他一直都在和专业以及学科打交道。在他看来，“近20年来，相关部门在这方面的放权力度还是相当大的”。

“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是一次重大的进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杨颉表示，在原有的审批制下，高校设立专业必须经历繁琐的审批手续，备案制则相当于从“过程监督”变为“结果监督”，这给高校设立专业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事实上，就在《规定》下发后的第二年，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仅2012年度国内高校新增的2670个专业点中，备案专业（即无需申报审批）的专业点就达到2610个，占新增专业点的97.8%；经专家委员会审议、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置的专业点仅有60个。“几个数字就能折射出高校设置专业自主权的扩大。”

然而，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公众对于高校专业自主权的下放也非完全满意，呼吁教育部继续放权之声并不罕见，但这方面教育主管部门的后续动作似乎不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未形成的“闭环”

从2013年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饶燕婷所在的课题组便一直和教育部相关部门合作，进行专业学科调整方面的系列课题研究。受访时她表示，与国外相比，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在专业设置问题上的管控力度确实更大一些，但这是有客观历史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