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武汉病毒所科研人员万余字长文：疫情之下的是与非(8)

比如，为了研究病毒入侵细胞、复制、传播的过程，用可以发出高亮荧光的量子点标记病毒表面，在病毒基因组中添加荧光蛋白基因，把病毒表面的蛋白融合荧光蛋白，敲除病毒中的毒力基因以用于疫苗研发等。

但是，所有一切实验设计都是基于安全性角度展开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同的生物安全等级的实验室，实验人员需要根据相应的研究对象和工作内容选择合适的安全等级。

以导致艾滋病的HIV来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6颁布《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规定，HIV属于第二类病原（和SARS一样），病毒培养（也就是扩增病毒）和动物感染实验（利用活病毒）需要在BSL-3即P3实验室进行（动物实验在ABSL-3）、未经培养的感染材料的操作（可以理解为很少量的病毒）和灭活材料的操作（比如COVID-19病毒的临床样品检测需要先灭活，再在P2实验室进行）可以在BSL-2实验室（P2）进行，而无感染性材料的操作（比如针对单独病毒核酸或蛋白等）要BSL-1（P1）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病毒进行了改造，是否都是很可怕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绝大多数的病毒改造是为了科学研究，都是基于安全性这个基本前提进行的。还是拿HIV举个例子。HIV有一个特性，就是可以把它的基因组整合进人的染色体（这也是为什么HIV难以根治的原因之一）。

利用这个特性，科学家把HIV改造成了一种用于基因传递的载体，就像卡车运货一样，把它所携带的目标基因转到其他的细胞里去。几十年以来，HIV载体（一般叫做慢病毒载体）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发展，从第1代发展到了第4代，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安全性逐渐提高。

现在全世界应该绝大多数细胞生物学或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都在用慢病毒载体。

顺便说一句，传统的HIV只能识别一个叫做CD4的受体，也就是只能感染含有CD4的一类细胞（CD4+T细胞）；为了能让它识别更多种类的细胞，科学家特意把识别CD4的HIV表面蛋白替换成了另一种病毒（水炮口炎病毒，VSV）的类似蛋白（VSV-G），从而让慢病毒载体能感染很多种不同细胞，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所以就病毒进行一些改造并不都是坏事，也并不一定会造成严重后果（注：以上数据内容成文于2020/02/21）

在武汉病毒所（多数媒体报道未提及病毒所）和武汉生物制品所联开发了世界上首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之前，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陈薇院士团队已经率先开发了新冠病毒重组疫苗。这个疫苗实际上也是基于病毒改造完成的。

陈薇院士团队的疫苗是通过改造腺病毒（一种常见病毒，可导致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眼部和胃肠道感染；也可以导致婴幼儿肺炎，病情重、病死率较高）所得到的。

简单地说，通过基因改造去除腺病毒基因组上关键的复制相关基因后，再用所获得的无法独立复制的重组腺病毒作为骨架，表达新冠病毒（或其他病毒如埃博拉病毒）的表面蛋白质，就获得了基于腺病毒的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所以，病毒改造是非常常见的技术手段，完全没有必要恐慌。

虽然病毒改造是常规技术，也是常规操作，但改造病毒（特别是需要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研究的高致病性病毒）也并非可以随随便便就开展的工作。

任何有关高致病性病毒的改造工作，在项目启动前必须要通过专业的“生物安全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的评审。只有符合国际和国内生物安全和生物伦理，评审通过后才能开展。这些过程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有严格的申请和评审程序，绝非儿戏。

5. 武汉病毒所是否预见了可能的疫情，是否发声示警？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