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媒体，科学家“隐姓埋名”为哪般(2)

原本，科学家应该畅通地和媒体充分交流，或发表其科学意见，或解读科技进展。然而，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许多科学家变得不那么愿意“出面”，动辄要求匿名，甚至选择沉默。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人们对病毒认识非常有限，但信息却鱼龙混杂。科学家、科学机构的不愿言、不敢言，进一步加大了公众与科学家之间、与科学真相之间的距离。

但，何至于此？

贾鹤鹏说，他在这次研究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在关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阴谋论盛行的时候，科学家越不认同这种现象，就越愿意参与科普，也就是说科学家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强的维护自己职业尊严感的意愿的，他们愿意发声。

“科学家很多时候其实是想客观实在地说明一件事，但媒体、公众对科学认识的解读容易走形。”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生物学家赵国屏对《中国科学报》说，“但这怪不得任何人，这是不同的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状态。”

赵国屏认为，受众的知识水平跨度大，思考问题的立场角度差别更大。在科学传播中发声的科学家，必须准确地把握受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当然这的确很难。在他看来，做好科学传播，是一件需要科学家和媒体共同努力，逐步提高自身水准的事情。“科学家、媒体进步了，科学传播的受众自然也会不断进步，会有更多人能够理解科学问题和学会科学地思考。”

相较于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家发布的科研进展内容常被公众误解，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陈雪峰认为，这其中存在一个很关键的分歧。

“科学家拿出的科研成果，通常都是现有条件下实验室的成果，与现实社会中的应用和解决问题是两码事。”陈雪峰向《中国科学报》解释说，科研进展通常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工作和阶段性进展，往往不是马上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家在向公众宣传时，如果不够严谨和审慎，就容易被“误伤”。

“本来，科研和应用之间就有很长的路要走。”陈雪峰说，就像这次疫情中，有一些对科研成果的介绍，科学家一表达出来，就会被公众认为“马上就能解决问题”，“误伤”就是这么产生的。

陈雪峰同时强调，公众的误会也跟一些媒体在报道中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导向有关。

“媒体报道应该避免以吸引眼球为目的。”她提出，首先，媒体要传播事实，而且是事实的本质——把事实讲清楚，而不是一味追求流量，渲染情绪；其次，媒体不应该把个体事件、极端事件泛化为群体、广泛存在的事件，这也会误导公众。

“另外，有时候科学家说得很谨慎，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会故意写得很夸张，我们也被折磨过好几回，所以打交道也是很谨慎。”陈雪峰说。

“媒体—科学家”应多互动

无论是科学家“躲”媒体，还是媒体追求“标题党”而忽略对讲科学问题的条分缕析，在赵国屏看来，都是这两大主体应该主动提高的方面。

“科学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深刻理解基础上加以简明表达的过程，媒体和科学家都应该把科学问题理解到一定深度，然后，以受众能够正确接受的方式传达出去，既要避免晦涩难懂，更不能让公众误解或者‘过度解读’。”赵国屏对《中国科学报》说，“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他还特别提出，媒体在报道科学问题时，要讲清楚“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