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媒体，科学家“隐姓埋名”为哪般(4)

虽然全世界的科学家对记者都有拒斥感，“但是在美国，这些年科学家逐渐尝到跟媒体接触的甜头，因此，科学家实际上是愿意牺牲一部分科学的精确性来换取媒体的曝光的”。贾鹤鹏说。

甜头就是，基本上科学家的成果被媒体报道之后，其引用率会更高。另外，西方科研机构越来越多的资金是通过对外的竞争性途径获取的，包括申请社会上的基金、向外募捐，等等，科研机构的知名度越高，就越容易获得资金的支持，所以国外的科学机构现在普遍非常支持科学家跟媒体打交道，甚至还会建立一个很大的传播团队来支持科学家做这件事。这一点与中国不同。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推动科普，让科学家愿意跟媒体合作呢？贾鹤鹏认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要推动体系的变化。“科普管理是中国科研管理的一个部分，但我们缺少对科学传播的评价，没有实质性的政策机制去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到科学传播当中。单靠责任意识、道德意识，是很难推动的。”贾鹤鹏说，“此外，要通过有序的建设性的传播管理，完善具体的传播环节中的细节，通过科学传播的资源投入，帮助科研机构、科学家学习提升科学传播的能力，减少他们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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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和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就在两会召开之前，科技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其中在改进项目实施管理的部分提出“将科学普及作为基础研究项目考核的必要条件”。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表示，项目团队在有重要科研成果产出的同时，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些成果转化成公众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语言传播出去，这一点他一直非常支持。

同时，周忠和并不赞同要求所有科学家都有义务在媒体平台做科学传播、对媒体发声。“在日常工作中，不必要求科研人员都来做科普，这是不现实的。每个科研人员的工作类型、个人兴趣、科普能力、可支配时间都是不同的，需要区别对待。”

然而，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与科学问题密切相关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周忠和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相关学科的、有话语权的科学家，应该也有责任回应社会的关切”。

考虑到现实舆论环境，科学家通过个人发声会有所顾虑，周忠和的建议是，“这时候应该发挥学会、协会的整体力量，可以以学术团体的名义来发声，这样既可以解答公众热切关注的问题，也可以保护科学家个体不会受到过大的舆论压力，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他还提出，对于那些心系社会、敢于发声、理性发声的科学家，所在组织应该为他们提供保护机制。“尤其不能在他们受到非科学的、非理性的网络舆论质疑甚至攻击时，把他们放在舆论面前，让他们独自承受，甚至进一步否定、批评他们的做法。组织要有担当，要让科学家感受到并不是一个人在应对。”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承认科学家群体的科学传播能力是不足的，尤其在面对复杂敏感的公共事件时，科学家常常不知如何表述才能既做好科学引导，又能满足公众的期待。”

对此，周忠和希望，一方面媒体科学传播生态能够改善，媒体记者的科学素养能够提高，从而提升媒体报道的科学性，增加科学家对媒体的信任；相应的，科学家的科学传播能力也需要训练提高，要学会如何跟媒体沟通、合作。

袁亚湘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