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媒体，科学家“隐姓埋名”为哪般(3)

“现在有些媒体认为‘抓眼球’很重要，这其实没错，但这是追求效果，而不是‘初心’；因此，‘抓眼球’也应该客观，还要注意在传播主题范围内的‘全面’。特别是，抓过了眼球以后，要把‘但是’讲清楚，把成果与应用之间的距离与存在的困难讲清楚。”赵国屏说，“难道你说一点‘困难在路上’，就损害了你前面‘抓眼球’的效果吗？”

他举例说，这次疫情，不少媒体抢发新冠疫苗的相关信息，今天“一年研制成功”、明天“今年没希望用上”，搞得公众一头雾水。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了“抓眼球”，不花力气讲清疫苗研发的阶段性，更不讲每个阶段上有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是媒体在传播科研成果中，为了‘抓眼球’，忘掉了提升全民科学水平的‘初心’。”

当记者提出：科学往往追求严谨，但新闻要报道一切，包括科学。科学的逻辑和新闻传播的逻辑是不是有天然的矛盾？

对此，赵国屏不以为然：“我认为就追求报道内容尽可能的准确和全面而言，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但他同时也提到，自己在给媒体写参考材料时，也会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怎样既把科学内容分享出来，又要让读者爱读而不造成误读。“这是需要花大力气的，能够写得准确全面却又能让大众接受的人并不多。”

因此，赵国屏特别强调，科学家要和媒体多互动。

“记者经常埋怨科学家‘说了半天听不懂’，我觉得可以直接去跟科学家聊，大家应该充分地沟通。对我来说，只要记者说得对，我会吸取并改进，这对我确实是一种帮助和提升。”赵国屏说，这种充分的沟通非常必要，而且是互利的。

在传播技巧的问题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孙向红给科学家支了一招：有些信息虽然给了一个正确的声音，但也要看大众的心理接受度，至于怎么能够把声音科学地一步一步地传递出去，这有一定的心理策略，不是拍脑袋就做。

“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研究的状态，就是怎么能够用心理学一些原理来指导传播，要先知道受众是什么情况，然后一点点地推送，逐步摸索，现在这是比较迫切需要应对的一个问题。”

不过孙向红也表示，以往科学家这方面的训练比较少，还要慢慢来。

记者提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是否会针对科学家开展一些相关的培训，让科学家更好地与公众打交道。孙向红说：“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未来看我们能不能组织开设相关培训。”

贾鹤鹏介绍说，在西方，如果碰到一些危机事件，比如哈佛大学或者是大学下面的学院，甚至实验室，都会雇公关公司，对对外传播进行专业的把关。可是这种情形在中国科研体系中还不存在，中国科研机构在处理突发事件以及危机公关上能力比较弱。

需要体系的支撑

“科学家和记者之间本来就有天然的文化冲突。”贾鹤鹏说，科学家对于媒体、记者的角色认知有误解和偏差，有几个原因：第一，科学研究和新闻报道是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科学研究要缓慢，要证据，要精确；媒体要快，要更宏观的东西。科学与新闻之间关系的不合拍，在世界各地都是一致的。

第二，在中国绝大多数科学报道实际上是报道科学家的成果，是正面宣传，这就导致了科学家常常认为，媒体总是不负责地吹牛。

第三，中国科学家普遍不愿意参与争议性问题，而媒体的本性决定了媒体很愿意参与争议问题的报道，这就更加剧了科学家对媒体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