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学院“谢幕”不易(2)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告诉《中国科学报》，200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促法”），在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同时，进行了允许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的制度设计。

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政策上的不配套，出资人即便选择取得“合理回报”，在实践中也难以落实；选择“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则与捐资办学相近，但可与公办院校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政策风险不确定的诱导下，现实中，大多数出资人在登记时均会选择‘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吴华说。

这时候，民办教育刚刚拿到“通行证”，矛盾并没有迅速爆发出来。

独立学院强大的造血、输血功能，让母体高校为之疯狂。张易告诉《中国科学报》，独立学院的办学经费只有来自学费一条途径，学费一般高达1.5万元。然而，学费上缴后，其中的15%~30%便立刻被母体高校以管理费的名义抽走，创办企业再以变通手段要求15%~20%的回报，就无从保障后续的教学投入、培养质量。

这是独立学院自诞生以来的最大诟病，也是它“变形走样”的开端。有媒体对此评论：“双方功利的诉求，从一开始就让这种合作变形，最终‘成功’规避了双方的优势，而将两者的缺陷——私企的短视与算计和高校的散漫低效集于一体。”

发展中上演“变形记”

意在引入社会力量办学的独立学院，在发展中上演了一出“变形记”。

“假独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类是完全由地方政府出资的独立学院，另一类则是完全由母体高校投入、无社会举办方的“校中校”。尤其是后者，比例占到独立学院总体的1/3。

被定义为“公益性事业”的独立学院，事实上成为营利的载体。更有甚者，个别独立学院将学费的60%输往母校。独立学院院长普遍苦不堪言。“母体高校、企业两台‘抽水机’，比普通民办高校的负担还重。”

独立学院的人事安排也出现了异化。尤其是“校中校”成为了母体高校干部安插的“桥梁”，或是成为老领导退下来的“后花园”。在纪检巡查中，发现了不少利益输送的问题。

随着独立学院发展壮大，它成为了规范、治理的重头戏。

对于真正独立的民办高校来说，独立学院既享有公办资源，又按照民办教育收费；早期独立学院所颁发的学位属于母体高校，对考生有相当的诱惑力，但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竞争。

对于母体高校而言，考生搞不清××大学与××大学××学院的区别，曾经出现“高分低报”的情况；独立学院毕业生顶着母体高校光环就业，也极大损坏了母校品牌。

为了将独立学院引入健康发展轨道，2008年，教育部出台《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又称26号令）要求符合条件的独立学院在5年内完成转设，实现七独立——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校园、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独立财务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相对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

然而，就像一个怎么解也解不开的线团，治理中的各种难题越理越乱——

一些由部属高校创办的独立学院将因转设失去母体品牌依靠，招生堪忧，因此不愿意转设。

一些与企业合作办学的独立学院，举办双方理念冲突激烈——企业以盈利为动机，高校不完全以经济价值为取向，甚至因此对簿公堂。